一、合于二

在阐述这一章内容之前，我们来回顾一下有关二元论与三观论的实质内容。二元论在方法论中又叫“合于二”，为什么叫合于二而不叫分于二呢，为什么一定是合呢？

首先我想告诉大家的是这里所阐述的“二元论”并非西方哲学传统意义上的二元论，这里所说的二元论是中国传统理学的阴阳二元论，如果你一定要与西方哲靠拢，那么这个二元论就是康德二元论。

在西方哲学家中启蒙现代社会主义精神的第一人就是康德，之后才是马克思，这其中最重要的就是这两个人的思想都是扎根于二元论上的，康德颠覆了西方传统意义上的二元论，将意识、精神前置的西方哲学二元论，改变为以理性选择为前置条件的康德二元论，也就是物质条件前置的二元论，这就为后期的马克思开启了一扇认知之门，由此也就开启了近代国家社会主义的形而上学。

康德哲学中的二元论完全是中国传统理学的西方版本，无论康德哲学阐述的道理多么具体、主观，其理论归根结底还是四个字“格物致知”，这是二元论的基础点，无论西方哲学还是东方理学，“格物致知”就是二元论的核心内容，超出“格物致知”就不是二元论。按照现代哲学理论的说辞就是凡将认知与理性置于认知结构前端，而将精神与灵魂置于后置的理论就是二元论。只是有一个关键点有区别的，康德二元论认同灵魂、精神存在，而中国二元论是无神论者。这也是西方哲学的二元论并没有否定精神灵魂的存在，只是将理性前置，将精神置后而已，仍然将哲学限制在人性的范畴，这里存在一个根源性的问题，就是中国理学是无神论的，中国人不认可精神、灵魂的存在。

中国传统的理学与西方哲学的根本区别就在于此，中国理学是对所有事物的，而西方哲学是仅限于人的学问。中国传统理学的“格物知致”与现在唯物论有殊途同归之处，只是文字表达不能贯通而已罢了。

由此可以看出西方二元论的实质内容就是不否定灵魂存在，但是将认知与理性置于精神与灵魂前端，这就是西方二元论，也是康德二元论，这里含有现代德国社会化的思想基础。

中国传统理学叫“穷天理，明人伦”，但是中国人否定灵魂的存在。正是由于这一根源上的区别导致中国理学走上了断头台。

因此上可以看出，当智慧没有灵魂时，就是完全的机器人。就类似于今天科学家制造的机器人，有思维性、有操作性，但没有人性。

这就是西方哲学为什么要把哲学限定在“爱与智慧”之的原因。

而中国传统理学无论从何处理解都是纯粹“智慧”的学问，从根源上缺少了“爱”的基因，从而导致中国传统理学沿着一条纯粹机械的轨道上直线运动，最终走到了尽头。

在纯粹理性的社会里一切都是教条化的道德标准，规则制度，人只是从属于物质条件之后物质基础而已，这样的结果必然是人性得不到保障，最终有泯没人性的危险。

这就告诉我们一个道理，这个世界是人的世界，没有人就没有人类的一切，所以凡是有关人的问题，必须以“人”为出发点，你才能成就你想要现实的一切，如果没有人，一切的一切皆是烟云，地球就只是一颗行星而已。

那么这里还要问二元论为什么是“合”？因为二元的结构是两极组合，也就是中国人说的阴阳组合，在两极组合里，阴极不合，阳极也不合，只有阳多阴少或阳少阴少或阴阳平衡才能达成结合的局面，这里有一个关键的问题就是两种不同的物质必须是相吸情况下才能达成二元论的成立，否则就构不成二元论的构成要件，因为极阳不长，极阴不生。这就是二元论是“合”的理论的根源。

这个理论的真正出处在易经里，也就是说二元论出在中国，古代中国是正宗二元论的地区，也是全面应用二元论至顶点的国家。

在二元论，也就是“天人合一”论思想方法的作用下，华夏大地如一个巨大的吸盘吸收并合并外来文化。中原大地几千年来无数次经历异族人绞车式的摧残，但是不仅不能摧毁中国华夏文明，反倒是异族文化消失在冲击中华文化的过程中，失去了外来文化的光芒，熔化在中华文明的光芒之中，被迫融入中原文化，这就是二元文化的优秀之处，原因就是二元论是异性相吸理论。

但是你还应该看到二元文化的缺陷，在二元论引领下的思想方法里都是轨道式的思想方法，沿着一条直线运动，不前进就是后退，不左就是右，不搁置就是攥紧，不是约束过度就是开放无边，总是摇摆式轨道管理，设置无处不在的限制措施，以防止列车在运行中出轨，一条直道跑到黑，要么去，要么返，要么死，要么活。

二元论由于其理论框架是直线思维，讲究的方法是中庸之道，以及上善若水的思想方法，因此在理性思维的思想方法上最易极端化，试想一下什么人可以达到中庸不偏，只有左右摇摆的老奸巨滑之人才能达到这一标准什么人可以上善若水，只有圆滑到极致的人才能做到。

理性思维可以说是中国人心中永远的痛，已经植根于灵魂深处，血液之中。中国人什么都讲究个“理”，少年时代父母传输理性标准，做什么事情都沿着一条道德的标准来践行，这个不准那个不行，以管制的思维约束儿童的自由天性。入学后有教师的一套理性标准，成人后有社会标准，整个都是硬性的伦理道德。

但是，这也正是理性思维最根本的硬伤，因为在理性思维的根基处没有根植“人、爱”的基因，也就是说当你选择理性思维时，你看到的只是物质条件，你不会去看有关人性的东西，这就导致你只从事件本身出发，以事论事，以理论理，进而丧失对“人性”的理解，导致“爱心”的丧失，而让理性占据绝对优势。

这正是持二元论的人，置理性于思维前端的结果，也是持唯物论的人只重视智慧而缺乏人性的根本原因。这也是中国古人把文明基础建立在“合于二”之上的结果。

希腊人将“爱与智慧”定义为哲学的范围，说到底就是在告诉我们，这个世界不是二元世界，这个世界是人类占绝对主宰地位的人类世界，人类世界的一切行为构成都必须从“人性”为本原的思维方法出发，在“人原”基础上进行“爱与智慧”的行为活动，这样才能保证你的行为不致丧失人类的文明底线。当你选择一切从“人性”出发时，你才能真正践行哲学的真谛，实践“爱与智慧”的真理。

如果中国人能够普遍理解“爱与智慧”的真谛，实践““爱与智慧”的真理，就必须重新摆正“天人合一”的位置，将“人”置于前置位置，将“天”置于后置条件，用“人天合一”的思想方法来重新认识世界，完全改变自己的世界观，价值观，用全新的人性思维改造中国传统观念的理性思维，添加“爱心世界”来看待问题，处理问题，只有这样才是真正进入“人类伦理关系学”的境界，达到哲学的高度，从而将中国哲学推上一个全新的领域，为中国人造福祉。

二、分于三

回过头来说三观论，用三观看世界的思想方法在方法论中为什么叫“分于三”，而分于三怎么就不可以是合于三呢？

要了解这个问题，我们就必须首先了解“三”在人类的世界观中处于一个什么位置，这一点非常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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