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2年中专毕业后，我在乡下务农的父亲经过重重关系，找到他当兵时的一位老战友，托了他的关系，把我安排进了县城的灯泡厂。

刚进厂时，我干的活很简单，俗称“打杆儿”。别人用烧熔了的玻璃料吹出灯泡壳子，我负责把灯泡壳从模具里敲出来放到筐里。

当时厂里的劳动强度很大，灯泡生产越是高温季节生产出来的灯泡质量越好。于是每年到了最热的时候，厂里就会掀起“战高温夺高产”的奋战热潮。

七八月份，县城最热时能达到将近四十度。加上车间里机器的温度，往机器跟前一站，眨眼间就会被热浪蒸透。

那滋味儿我到现在都不愿回忆。

好在那段日子并不长，只持续了不到两年。

2003年，因为耗能高、污染大、劳动密集、效益低等问题，政府要求厂子迁到郊区。

我父亲的那位战友预感到厂子要黄，便主动扔了铁饭碗，辞职下了海。临走时告诉我说，等他以后混好了就叫我过去。

后来多年，我一直没等到他叫我过去。我猜想他多半是没有混好，或者是混的太好。

灯泡厂搬迁以后生产一蹶不振，加上全国的灯泡行业乃至日用轻工产品生产企业全面低迷，厂子里的日子越来悠闲。

我利用那段时间看了很多书，但从未想过走上“煮字疗饥”这条路。直到后来厂里有个其貌不扬的人给某家杂志社投了一篇稿子，得了五百块稿费。

那时候我一个月的工资还不到五百。

从小到大，我在班里的语文成绩一直名列前茅。读中学时作文得过满分。

我仿佛看见了一条发财之路。

打定主意，我利用大把的闲暇时间开始创作。

诗歌、散文、小说……杂文需要阅历、世界观，我没怎么观过世界，写不来。来来回回折腾了小半年，我把能写的题材试了个遍，把能联系到的杂志、期刊、报社等投了个遍，最后得出一个结论：写作文和搞文学创作是两码事！

我他妈的压根就不是那块料！

看着退回来的一摞摞稿纸，我生平第一次体会到了什么叫做“万念俱灰”。

在一封封退稿信中，有个南方编辑说“你那叫整理资料，不叫搞文学创作”，说我阅历太浅，光在屋里闷头“硬憋”是行不通的，得出去走走，画家叫“写生”，作家叫“采风”。

在那位编辑的鼓励或者说是怂恿下，我辞了工作，变卖了所有家当以及那十几斤退回来的稿纸，带上全部积蓄买了一张去南方的火车票。

出发前，我听从那位编辑的建议去了一趟蒲松龄故居。他建议我找个犄角旮旯藏在里面过一夜，为以后的创作积累点素材。

我记起小时候看《画皮》时被吓得魂飞魄散，足足好几天没回过神来，就没敢在里面过夜，只在里面转了一圈，在聊斋先生的画像前站了一会儿。

那是我第一次也是唯一一次见到蒲松龄老先生的画像。

以后再也没敢去过。

火车一路南下，中间拐了好几个弯儿，下车后又坐了大半天的汽车，来到了一座古城。

由于某些原因，故事的讲述者不想让人知道他在哪儿，我只好隐去地名，以“古城”代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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