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谈的限制

在冷玉的整整六年的治疗过程中，面谈的次数不多，只是作为网络咨询的辅助手段，但是却是具有重要意义的。这个重要意义就是确立治疗关系的现实性，为冷玉提供一个真实的可供内化的客体，同时也为网络文字咨询或者是电话咨询补充一个确定的客体意象。这样，即使是网络咨询，治疗师在患者心目中的客体意象也是稳定的。

对于面谈的限制，首先是地域的限制，这是非人为因素的客观限制，这是让咨询次数寥寥无几的主要原因。其次是人为限制，就是在治疗的中期的理想化移情达到相当高度的时候以及分离阶段的限制。

在程佳珺对冷玉进行了网络咨询限制之后，她就开始更多地寻求面谈的机会，有时甚者没有得到程佳珺的允许，便私自跑去要求谈话，这是对治疗设置的公然挑衅，更是对网络限制的破坏，最后程佳珺果断地给她来了个“此路不通”。程佳珺曾在一次电话中说道：“我就是要把你所有的路都堵死。”

因为他深知，不把她逼上绝境，她都不会痛定思痛，反思自身，她还会不遗余力地寻求其他可以替代的路径与治疗师建立链接。

电话咨询的限制，在对她展开限制的时候，一并限制她的电话咨询。

这些对于冷玉来说，都是不可承受之重，都是医生对她的残酷的“抛弃”。

对于越挫越勇的冷玉来说，这些严厉的限制激发了她的斗志和征服欲，她发誓要揭开这一切的真相，而这些为真相而奋斗的努力也最终促成了她的成长。

对于冷玉的限制是艰难的，她强力地坚持着在自己“封闭系统”的漩涡里高速旋转，一点限制的力量哪里能让她停下来？

因此限制措施的采取也绝不可能是单一的限制就能达到目的。对于她的限制，程佳珺采取了多种措施，旨在两点：一是拉开距离，二是触动情感。

限制的本身目的是为了让患者更好地呆在治疗框架内以保证治疗的正常进行，而程佳珺对冷玉的限制，从表面上来看确实是有“抛弃”她的嫌疑，但是从整个咨询过程上来看，这些都是对她的限制，如上文所述，作为治疗师，他不能被他的患者所“战胜”。

这些限制，在刚开始的时候，确实让冷玉深感痛苦，但是也确实触动了她的潜意识，引发了她深入的探索和思考，当她将潜意识中被激发出来的内容和情感修通了的时候，她能鲜明地体会到自我的成长与壮大。

而当她反观自身的成长的时候，她能深深感受到自己从内心生发出来的对程佳珺的感激之情，而这种感激之情便能彻底修复了因护疼而对程佳珺产生的怨恨，最后心中剩下的全部都是暖暖的“爱”。这便是“爱”对“恨”的修复。

（二）、破裂与修复的意义

对边缘性人格障碍患者的治疗最大的困难在于界限的设置与保持，治疗师的任何设置和保持边界的努力都会被患者视为是对自己的无情的抛弃，从而感受到巨大的伤害。

这让治疗关系变得极为动荡，往往会造成关系的破裂。因为对于完全没有自我边界，需要与治疗师共生的边缘患者来说，将医患之间的距离拉开，并设置一定的边界，就意味着是治疗师对她的“抛弃”。

在这种自以为的“抛弃”中，患者往往陷入淹没性的痛苦之中，并出于防御而进行一系列的付诸行动，自我毁灭、自虐等将治疗关系推向破裂的边缘。

正如上文所讲到的，患者的防御性自虐或者付诸行动，其用意往往是威胁治疗师放弃对界限的设置和保持，治疗师骑虎难下，如果迫于患者的威胁而下了虎，那么他的作为治疗师的功能将会被“虎”所吞噬掉。

因此，即使如临深渊，如芒在背，如履薄冰、如坐针毡，他都得在老虎背上坚持着，直至将老虎驯服。

这种“抛弃”可以理解为治疗师对正确治疗方向的坚持，或者是为了实现“分离”的“良苦用心”。

如果治疗关系足够牢固，患者对治疗师足够信任，患者的自我反省能力足够强大，那么患者迟早会修复好因治疗师的“抛弃”给她造成的伤害。

这种修复的过程和结果会让她的自我变得更加强大结实，从而实现自我的成长和客体的内化。

并在她实现了修复性的成长之后，她会理解治疗师的苦心，并再次回到治疗中来，进行下一个阶段的成长。

这时治疗师应该允许患者回到关系中来。这种对破裂修复的成长是螺旋式的上升，并具有重复性特点。

这会让患者反复经历破裂与修复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治疗师作为外在客体会逐渐被患者吸收内化，最终形成一个完整清晰的内在客体，自我也得到了相当程度的成长。到这个时候，患者的成长可以说已经完成了。

但是至此治疗并没有完成，因为这个内在客体还不具备功能。

接下来治疗的主要任务不再是成长，而是分离。如果不能实现分离，那么患者会成为一个“健康的病人”永远停留在治疗之中，而成了“治疗的无期徒刑犯”。

如何才能实现“分离”呢？治疗师需要做到几点：一是界限的明确保持；二是逐渐拉大距离；三是给予“恰到好处的挫折”。

什么样的挫折才能算是“恰到好处的”呢？Josph Sandler提出的精神分析师的态度也许能给出参考——既允许他跟病人保持一定的距离，又能够触及他自己的和病人的情感，这是实施分析工作中的最伟大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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