慕之丘按照赵文超研究员所提供的方法，进行了操作。

很快，它就将天干地支的次序用数字标注了出来。

可是，用几个数字来标注一组巴思巴蒙古字呢？

大家经讨论决定，分别用三、四、五来进行分组，然后到佛经上，去寻找对应的字母。

慕之丘用的分组数字是三。

赵文超用的分组数字是四，

考察组另一名叫刘斌的小同事用的分组数字是五。

由于，天干地支的组合不是很多，只有几百个。很快大家就分组完毕。

接下来，就是一组一组的测试。

首先，用的就是慕之丘的三的排列分组。

慕之丘，按照写好的数列组合，到佛经上去查找，然后将每一个数字所对应的蒙古文字母抄写下来。

但是，这些蒙古文字母连接起来，并不是通畅的，很混乱。丝毫没有丝毫逻辑性，无法表达任何明确的意思。

第二轮，是用四为分组的依据。

然后，去对照查找佛经上的文字，再连接起来，但是，还是不能查找出其中的逻辑性规律，拼不出有实际意义的文字。

会议室里，大家都有些泄气。

将希望寄托在五个一组的排列上。

刘斌也按照慕之丘所使用的方法，记录下数字后，到佛经上去查找对应的字母，然后抄写下来，交给慕之丘进行翻译。

不过，还是没有进展，不能翻译出任何有实际的意义的文字组成。

是方法出了问题，还是思路出了问题呢？大家都是一筹莫展。

还是赵文超研究员富有经验。

他说：“猜测的过程是一个痛苦的过程，也许，我们漏掉了其中某一个关节点。

这样，我们扩大范围？

除了刚才的三、四、五分组之外，再扩大到从一到十的组合。

这样，大家再辛苦一下。

于是，会议室里又接着忙开了。

花开两朵，各表一枝。

在赵文超带领的田野调查组正在忙着试错的时候，李文海研究员带着宋旖旎等组成的文物整理组，也取得了较大的进展。

经过一天紧张的工作，文物整理组认定，所有出土的文物，都是魏晋十六国之前的文物。

从文物的数量上看，出土的1900多件文物中，东晋时代的文物，占了百分之八十以上。

特别值得称道的是，墓室中竟然出土了十来幅卷轴画。

其中最精美的一幅画，画的是东晋权臣谢安举办家宴招待客人的情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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