依古时成例，皇帝驾崩的当年仍然沿用其旧有年号，继位的新皇帝只有等到转过年来才能启用自己的年号。故而，宇文邕虽然早在武成二年四月周世宗驾崩后就登基做了皇帝，可是，直到第二年才正式改元保定，拥有了自己的年号。

保定元年春正月乙酉日，也就是正式改元的第二天，宇文邕颁下了一道诏书：册任晋国公宇文护为大冢宰、都督中外诸军事，梁国公侯莫陈祟为大司徒，高阳公达奚武为大宗伯，凉国公贺兰祥为大司马，武阳公豆卢宁为大司寇、吴国公尉迟纲为大司空。且令五府总于天官。

早在北周代魏前，把持西魏朝政的宇文泰采纳苏绰等人的建议，仿效上古周朝创设了六官制，即以大冢宰（天官）、大司徒（地官）、大宗伯（春官）、大司马（夏官）、大司寇（秋官）、大司空（冬官）这六官分掌朝政。（当然，在创设六官制的同时，宇文泰还建立了八柱国的领军体制，推动形成了对后世隋唐两代影响巨大的关陇贵族集团）

无论是八柱国，还是六官，至少从表面上说，他们之间互不统属，分别向皇帝负责

宇文邕在改元之后颁布的第一道诏书中确任了六官的人选，表面上看似一道寻常的册任诏书，但与他的前两任皇帝有所不同，这道诏书末尾还加了一句话：令五府总于天官。

五府总于天官，意即大司徒、大宗伯等五府不再向皇帝直接禀报各自负责的政务，而是须先向天官府（大冢宰府）汇报差使，尔后由天官府决定这些事项。换而言之，通过这道诏书，宇文邕正式将军权、政权尽皆授予了大冢宰，晋国公宇文护来行使，包括大司徒、大宗伯等在内的其他五官不再向皇帝禀报政务，而是须听命于天官府发布的号令。

那么，宇文邕为何要在改元之初就颁布这么一道主动交权的诏书呢？

实际上，这正是宇文邕的聪明之处。

叱奴太妃迁进长安宫后，虽然利用宇文护对她的感恩之情成功地调解了宇文护与宇文邕之间紧张的关系，顺利地在宇文邕身边安插了王轨、宇文孝伯等亲信，可却丝毫未能改变宇文护独揽朝中大权，架空皇帝的局面。

通过继位这大半年来的冷眼观察，宇文邕明显能够感觉到，他的这位大兄好像吸取了对待前两任皇帝的经验教训，变得更加警觉、小心了，对权力的把持以及对他这位皇帝的监视、甚至是掌控也更加严密了。

譬如，在答应叱奴太妃将王轨补入禁军后不久，宇文护不知从哪里听到了风声，即把右小宫伯杨坚调往了外任，在宿卫长安宫的禁军中换成了清一色他的亲信将佐。

再如，为防范北齐从北路入侵，宇文护虽然表面上顺从了宇文邕的提议，调赋闲在京的宿将韦孝宽出任郧州刺史，再次出镇玉璧，但同时又上章举荐他的长子江陵公宇文会出任蒲州刺史，负责长安东北一线的防务，等于在韦孝宽身后安了一颗钉子。

有鉴于这种种的情形，宇文邕素性做起了长久韬光养晦、以待时机的打算，主动将朝中一切权力让与了宇文护，自己则专心致志地精研起儒术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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