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时期的科举可远不如日后之宋、明时期之考取进士如千军万马过独木桥。

朱温刚刚建立后梁的时候，他下令科举取士，当时进入殿试的考生总共有一百五十七人。而唐朝开元年间，每年进入殿试的人数大约在九百人左右。

没有对比就没有伤害哪。而且还有一点，那就是朱温所接见的这一百五十七个人实际上包括明经、明法、三礼等各科的考生，而且并不是所有科目的考生都是竞争对手，有的人可能只是到现场去当观众。因此后梁时代的这次科举考试只录取了十八名考生，而当年的状元崔邈只需要战胜十七个人就能够名垂青史了。

究其缘由，盖因战乱尔。至若偏方小国，兵乱之际，贡举往往废坠。十国大多不举行科举考试，举行科举考试诸国如南唐、南汉、后蜀、闽诸国，举行不常且不严格。

江南唐国今岁二月甲辰，以翰林学士江文蔚知礼部贡举，放进士王克贞等三人及第。

三人？朝廷开科取士，仅录三人而止，是主考官太严苛？

当然不是。

李昪执政时，宽缓刑法，推广恩信，建造延宾亭用以接待四方之士。建唐后，烈祖除了在秦淮河畔设国子监，兴办太学、小学，培养国子博士和四门博士外，还在庐山五老峰下白鹿洞建置学馆，号曰庐山国学，其重视教育可见一斑。

乱世重武，治世用文。烈祖登基，旋即开科取士。

唐末印某弱冠明经擢第，释褐太子校书，在南唐元宗保大中终命时，其子崇礼、崇粲举进士，一子崇简明经及第。虽然南唐印氏兄弟三人都从事举业的现象不能说是南唐的普遍现象，但足以说明南唐科举对士大夫已经有相当吸引力。朝野重文的风气已兴，南唐宰相严续初“以不学见轻同列，遂力教子弟、诸子及孙举进士中科者十佘人”，充分说明了南朝士大夫对子弟教育的重视，以及对科举崇重的风气已兴。

然而，彼时官员选举，多用上书言事拜官，每岁科举取人甚少。何解？盖因其时比较混乱，开科无常，授官没有保障，故起不到充分选拔士子的作用，只凸显了乱世出豪杰的特点。武人当道，武人轻视、凌辱举子的现象时有发生。彼时科举更多的时候，是割据政权为了装点门面而开科取士。但在某种程度上笼络了士子，提升士子参与政权的积极性，为贫寒子弟入仕登堂提供一定的机会。

至于科举内容，于李惟而言，倒不太算太难。

烈祖即位之初，便下诏曰：“前朝失御，四方崛起者众。武人用事，德化壅而不宜，朕甚悼焉。三事大夫其为朕举用儒吏，罢去苛政，与民更始。”然而，“升元中，议者以文人浮薄，多用经义法律取士，锴耻之，杜门不求仕进。”由此可知，烈祖李昪在位时，重视儒吏，以经义法律取士为官，力图革除武人为官之弊。其中经义为科举考试中的传统内容，而重视以法律取士的标准，则为科举考试的新趋势。然而此种趋势并未得到发展，南唐科举中重视法律的表现，除了设置明法科取士之外，其它再未出现以法律取士的例子。

是以，升元时期科举取士侧重法律，当受烈祖个人影响为大。以后取士多重诗赋、策论，重用儒吏，进士科考试内容多以试诗赋，另加策论。如今岁王克贞便以《高祖入关诗》试贡士。

经义、诗赋对于有开挂神器的李惟，只不过是打开记忆的匣子罢了。

策论，简而言之是指就当前政治问题、向朝廷献策的文章。

策，古代考试以问题书之于策，令应试者作答，成为“策问”，也简称为“策”。论，即议论文。

后人总是把古代的科举视作八股文的考场，以偏带全，认为那就是不可取的老传统。其实不然，在古代，朝廷开科选士，向来以“策论”作为主攻，文采飞逸者更好，但你的见解独到，才是上上之选，皇帝就当时的时政、农事、民风等问题出题，由考生对答，这就是对策。譬如：皇帝问你，如何征服契丹，你来提出自己的想法、见解和观点，策论做得好，马上就可以外放做官，或者进入翰林培养。

这可非后世那些空洞无物、泛泛之谈的议论文所能企及的高度。

彼时的士子聚会、将官言事、百官奏折、朝廷议政，无不是言来论去，讨论为纲，谈天论地，以见解评高低。所谓的“一言兴邦”，正是此理。

当然，此乃时代局限性所致。分条析理，解纷排难，于立谈之间树声望。要赢得更多的人对你注意，对你赏识，对你赞许，想与你交往，那就多写自己的观点，一事一议，一篇文章只表达一个观点，简洁而有力，犀利而练达。

当然，不要担心观点会引起争议，不要担心有人跟贴乱骂，越能够引起争议、引发讨论的文章，越能够加速你的成名。

李惟倒是想走此捷径，不过仔细回忆后发现，按既定的历史，后年、也就是保大十二年才会开科取士。然后，保大十三年北周南侵，江南唐国从此走向衰落，直至灭亡。

既如此，入南唐为官意义何在？到头来大家伙一溜齐地归降北宋么？降臣啊，终究难听了些。

事实上，后周啊契丹啊南唐啊北宋什么的，于他而言，倒是没什么区别，只是因为生长于斯，自是不想让烽火烧烬了这方土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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