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看着他没动：“怎么？你是真不想走啊？”

翟维岳在脸上抹了一把，手掌放下来，脸上又堆出笑：“不走。”

他光脚站在地上，两只手在胸前摆着，头一摇，头发在墙上蹭了两下，“李哥，李哥，我说啥也不走了。这儿好。有床，有烟，有人送饭，还没人找我。”

“你这个人倒是奇怪。”我把手插在裤兜里，往前走了两步，“别人听到要进公安局，吓得都哆嗦。你倒好，把公安局当家了。”

翟维岳把嘴一撇，满不在乎：“家？我家要有这儿清净，我早回家了。”

他从床头摸出烟盒，抽出一支，在烟盒上磕了磕，叼在嘴里，划了根火柴，点着吸了一口，烟从鼻子里出来：“李市长啊，你不懂我们这个岗位。我们这个港务局，不像你们公安局，手里攥着刀把子，身上有两杆枪。我们就他娘的一张嘴，两只手。”

他把手举起来，手心朝上，十根手指头张开，在灯下晃了晃：“我这个人，嘴也笨，说也说不过人家，打也打不过人家。就是个干苦差事的命。”

他把右手伸出来，手背上有一道旧疤，从虎口拉到腕子，像被缆绳勒过。

话到这里，他把右手按在床沿上，指头把床单抓出几道褶子：“换做以前，市里只有一两个港口的时候啊，我们港务局还算个热门单位。各个公司跑船的，见了我们，客客气气。船老大见了我们也是好声好气的说话。现在呢？各个区都在建码头，都有自己的小港口。光离岛工业开发区，就有三个大港口。滨海新区四个港口。这其中只有一个攥在我们港务局手里。剩下的市区差不多，都是各区各市自己的港务公司。”

他把手一摊，肩膀往上一耸：“你说我们现在能怎么办？还不是低三下四，求人赏饭吃。”

他用指节在床沿上叩了两下：“以前港务局统管的时候，引航、拖轮、理货、装卸、仓储，一条龙。现在区里自己搞港务公司，引航还是我们，拖轮还是我们，可港务费他们收，装卸费他们定。我们出人出船，挣的是苦力钱。”

他把右手翻过来，虎口那道旧疤在灯下白了一下。他用指甲在疤上抠了抠，才接着往下说。

“年底一算，全市港口吞吐量涨了三成，港务局的账上还比去年少了两千万。港务局引航员一个月工资六百，拖轮船长七百，装卸工按吨算，一个月能挣九百。区里的港务公司，装卸工一个月一千二，还发奖金。人往高处走，港务局留不住人喽。”

我把腿收回来，换了个坐姿：“那港务局的人怎么办？”

他用指甲在搪瓷缸沿上弹了一下：“有门路的跳了，没门路的熬着。我这样的，等哪天到区港口上去，看能不能干个副总！”

翟维岳这话匣子一开就收不住了。

他把蓝布外套的领口扯了扯，腰一叉，外套的下摆往两边分开，肚子把衬衫顶出来。

他在屋里来回走了两步，走到窗前，伸手把窗帘拉开一条缝，颇为无力的转回身：“竞争大，又形不成合力。彼此之间，还要相互内耗。李市长，你在市里坐得高，看得远。你下去看看，一个区几个港，一个港一个摊子，谁都自己收港务费，谁都自己定装卸价。船东今天跑这个区，明天跑那个区，哪家便宜往哪家跑。区里为了抢船，你压价，我也压价。压到最后，船是来了，钱没挣着，码头也没建好。”

我听他把这些话说完，心里把周宁海前天在操场上讲的那几句又过了一遍。东海沿海二三十个大小港口，散，太散。每个区圈一块水面，竖几根桩子，挂一块牌子，就是港务公司。周宁海要成立港口集团，要把各区的码头、仓储、装卸、船代拢到一块，统一规划，统一调度，统一收费，统一结算。翟维岳今天讲的，是同一件事。只是从港务局副局长的嘴里讲出来，更添了一层实打实的分量。

我把手从裤兜里抽出来，搭在桌沿上：“周宁海市长已经看到这个问题了。他看了报告，东海有大大小小的港口二三十个。真正成规模、有体系、能靠十万吨大船的，不多。大家把力气都使在内耗上。他提打造东海港，就是对着这个病来的。”

晓阳这两天已经在着手调研了，周宁海要做的，不是把各区的港口收上来，是先把航道、锚地、引航、拖轮这些公共的东西统起来，再把码头的经营权入股。

我把桌上的报纸扯过一角，拿起铅笔，从离岛画到滨海，又画了一条从东港到滨海。两条线在报纸上交叉，像码头上的两座栈桥。

翟维岳把眼睛一抬，看了我一会儿：“周市长这个人，还是有眼光。”

他把手撑在窗台上，“可光有眼光不行，得有人干活。下面这些人，各揣各的算盘。市里喊统一，区里喊自主，李市长，东海的人心比东海的海水都深啊！”

两人谈了一会之后，我倒是觉得这个翟维岳虽然牢骚满腹，却把底下的事看得清清楚楚。我索性把铅笔搁下，好好和他聊一聊，看看案子上的事，能不能有所突破。

他肯定是知道些内幕的，只是明哲保身不愿多讲。我得让他把话从港口上绕回来，绕到案子上去。

我把手表抬起来看了一眼，六点五十：“这样，咱们呀，找个地方，边吃边聊。”

翟维岳马上把手在胸前摆起来，头摇得像个拨浪鼓：“算了，算了。李市长，我知道，你也觉得我是个麻烦，一出门就把我轰出去。不行，不行。我就赖在你们公安局。在公安局，谁也找不到老子。我就在这儿躲清静。”

我把手往下压了压：“哎呀，你放心吧。我跟你投缘，聊一聊。”

翟维岳把嘴一咧，笑了一下，笑得很短：“李市长，你不要想着套我的话。我这个人呢，只管自己的一亩三分地。我既没长眼，也没长耳朵，更没长嘴。我是三不长干部。你想从我嘴里套出什么来，不可能。”

话落，他用食指在嘴上一横，像拉上一道拉链。

我看着他这副模样，没再往下逼。屋里静了一下。

我把手压在桌沿上：“难道你这样，不怕吗？”

翟维岳把手一摊，又是肩膀一耸，脸上露出一点嬉笑：“我怕什么？我一不受贿，二不贪污，三不找女人。别管市纪委，就是省纪委来了，也查不到我头上。”

他在胸脯上拍了一下，拍得衬衫里面的肉响了一声：“我这个人，就是干工作。我和你一样，你是为了市里，给市里找钱，我也是给市里找钱。咱们两个，分工不同。我这个人，经得起任何人来查。”

话到这里，他把声音放低了些，头往我这边偏了偏：“只是，哎呀，有些事，有些事我不说，你也清楚。”

我把椅子往前挪了半尺：“六十三只大集装箱，你看过清单没有？”

翟维岳的腮帮子颤了一下，把眼睛一抬：“看过。六号箱里大部分是猎枪。报关单上写的是运动器材。”

“运动器材？”

翟维岳把嘴一撇：“气枪、猎枪，都算运动器材。港口只管箱子进港出港，箱子里装什么，报关单上写什么，我们就认什么。”

我把脑海里的思路理了理：“六十多个大集装箱，我们只开了六个，剩下的一个没动全部查封了。”

翟维岳把眼睛一闭：“别动了。再动，省里都压不住。”

我把手从桌沿上收回来，看着他：“你的意思，是不是惹不起，但是躲得起？”

翟维岳把手一摆：“这话不能说这么直嘛。谁不是想着先把自己的小日子过好？我这也是上有老，下有小。就挣个工资，一份工作而已，对不对？”

他把头稍微歪了一下，眼睛从窗外收回来：“不像你们。李市长，我听说，你是省领导的关系？”

我抬手在胸前挡了一下：“没有的事。我没有任何关系。”

翟维岳把嘴一撇，撇得老高，鼻子里哼出一声：“屁话！没关系，你才多大年龄？你们公安局那个苏鬼子，五十多了吧？那么聪明一个人，才熬到政委。你比他小十几岁，就当上局长了。就你工作能力强？谁没有工作能力？能做到这个位置的人，有傻子吗？”

苏鬼子的名字从翟维岳嘴里蹦出来，带着一股醋味。不过倒是和苏政委的形象对上了号，他那一头的卷发再加上高挺的鼻梁，确实有几分“洋人”的意思。

我没跟他辩。这种话，辩不清。越辩，越像有事。

我走到门口，把门拉开一条缝，朝走廊里喊了一声：“卫国。”

唐卫国从折叠椅上站起来，本子夹在腋下，走到门边。

我扶着门框：“去门口买点下酒菜。再抱一件啤酒。”

他把本子换到左手：“买什么？”

我把手从门框上收回来：“猪头肉、花生米、毛豆、海螺、生蚝，看着买。”

翟维岳把搭在床沿上的手收回来，手掌在床单上按了按：“李市长，你还真请我？”

“我请你。”我把外套脱下来，搭在椅背上，“你刚才说了半天港务局，我还没听够。”

翟维岳把嘴一咧：“你这个人，有意思。”

不到二十分钟，唐卫国回来了。他两只手提着几个塑料袋，腋下夹着一件啤酒，玻璃瓶在纸箱里碰得叮当响。

卫国把油纸包打开，肉香一下子冒出来。猪头肉的肥膘是半透明的，切得歪歪斜斜，油纸上洇出一层油。花生米堆在纸角，毛豆装在一个搪瓷盆里，盆底还垫着两张旧报纸。

我让唐卫国直接下班回家了。

翟维岳不客气。他把袖口往上一撸，伸手从纸箱里摸出两瓶啤酒。瓶身上一层水珠，顺着玻璃往下流，在桌上积了一小摊。他把瓶盖在桌角一磕，磕开了，递给我一瓶，自己对着瓶口先灌了一口：

他伸手抓了一块猪头肉，肥的朝上，瘦的朝下，塞进嘴里。油从他的嘴边往下淌，他拿手背在嘴边蹭了一下，手背上亮了一层油。

我也拿起筷子，夹了一块。肥的地方一抿就化，咸味正好。地摊货，吃起来倒比酒店里的味道还胜几分。

酒这东西，一顿能喝出热乎，喝不出交情。

翟维岳这个人看起来粗，实际上心细得很。说话也是点到为止，该提的不该提的，背后都掂量过。

我把筷子横在搪瓷盆沿上：“你干港口这么多年，你觉得，东海港最大的问题是什么？”

翟维岳把一颗花生米扔进嘴里，嚼了两下，话跟着花生米一起出来：“最大的问题，就是恶性竞争，无序开发。”

他把手掌摊在桌面上，指尖在油纸边上点了点：“有很多条件不错的海域、海岛，其实都可以开发。只是上面领导管不了这么细。各区呢也都有自己的算盘。有的港口，妈的竟然承包出去了。”

“承包出去，港务局不管？”我把手按在桌心。

他把手一摆：“管不了。合同是区里签的，章是区里盖的。我们连合同都看不到。”

他抬起一只手，三个指头捏在一起，在我面前搓了搓。

“一个私人老板，包了三个泊位，一年交区里两百万，剩下的全进自己腰包。”

他抬手在桌上一拍，拍得油纸一颤：“李市长，你知道一个港口一年挣多少钱？”

我把手从桌上收回来：“上个月，我们谈了个大业务，进口化肥的，本来安排在离岛一号港卸。滨海新区的人知道了，把货主的办事处主任请去吃饭，答应给一块临港的地做仓库。第二天，船就改靠滨海。离岛一号港的泊位空了一天，化肥没卸，船在锚地等。我们港务局去问，区里讲，人家货主自己选的，我们管不了。”

“一天多少？”翟维岳把眼睛一抬。

“八千美元。”

翟维岳鼻子里哼了一声，把酒瓶提起来，对着瓶口喝了一口，眼睛看着窗外，隔了一会儿，才把话头挑起来：“挣钱多少，也攒不下。”

他把酒瓶放下，拇指在瓶身上蹭了蹭，“人这一辈子，一天能花多少钱，能吃多少饭，都是有定数的。中华上下五千年，没见哪个家族富了五百年，三十年就河西了。所以，人啊少给自己找麻烦。”

我把筷子停在半空，看了他一会儿：“老翟，要是市里真要整治港口，你觉得该怎么办？”

他伸手拿起一只生蚝，壳里的汤汁一晃，仰头一倒，连汤带肉吸进嘴里。汤汁顺着他的嘴边往下淌，他抬手在嘴边蹭了一下，手背上油光光的：“真要搞港口，只有集中力量办大事，把社会主义制度的优势发挥出来。关停那些小散港口，集中打造几个大港口。”

他把两只手合到一处，十根手指头交叉着，往桌心一压：“一个区一个港，一个港一个摊子，永远做不大。东海的条件，不算差。跟省内其他几个沿海地市比，基础还好一些。可往后发展，看什么？看环境。”

他伸出三根手指头，在桌面上逐一点了三下：“船东选港，看三样。第一看水深，能不能靠大船。第二看装卸，船在港里停一天，租金是要烧一天的。第三看口岸，海关、商检、边检、港监，一家卡住，船就走不了。东海现在这三样都是有问题的，各自为政啊。就拿离岛来说，离岛水深够，但装卸慢。滨海装卸快，但水深又不够。东港区口岸好，可是泊位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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