众所周知，一棵树上长不出两种果实。我讨厌亚瑟·黑斯廷斯，正如我讨厌亨利·布鲁厄姆。

——帕麦斯顿子爵

自从下定决心从俄国离开后，亚瑟心中的天平就开始逐渐从辉格党转向托利党。

之所以他会做出这样的决定，除了“畏罪潜逃”的心理之外，更是由于他起了烧冷灶的心思。

虽然塔列朗这个老瘸子名声很臭，但不得不说，他确实教会了亚瑟不少东西。

当初拿破仑被放逐到厄尔巴岛之后，塔列朗被任命为法国代表参加维也纳和会。

当时许多人避谈拿破仑，深怕言多必失。但塔列朗却悄悄与一些仍对拿破仑心存幻想的波拿巴派人士保持书信联系。

后来拿破仑“百日王朝”归来，许多先前背弃了拿破仑的人争相向复辟的皇帝表忠，但塔列朗这时却又稳坐巴黎静观其变，丝毫没有主动贴上去的意思。

事实证明，这个老瘸子的两次选择都堪称明智的典范。

正如他所言：不要太快放弃任何一个人，也不要太快信任任何一个人。

如果把这个道理套在亚瑟身上，那就是：不要太快放弃任何一个政治派别，也不要太快信任任何一个政治派别。政权更替不是灾难，而是机会。

对于他本人来说，赋闲的时光也不是完全没事做，甚至这段时光要比他在位的时候还要重要。

因为只有那些在失势时仍有朋友的人，才能在重新掌权时获得支持者。

至于如何对待莱德利这样惹人恼怒的小伙子？

呵，在亚瑟看来，不忠的朋友或许可恨，但在对的时间，他们仍然有用。

不过在眼下这个时节，要烧的灶可不仅仅是托利党，要维系的关系也不限于莱德利这样不忠诚的朋友。

马车车厢内，亚瑟展开今早新鲜出炉的泰晤士报，上面赫然写着一行醒目的标题《格雷伯爵提交辞呈，墨尔本子爵接任首相》。

亚瑟这样的行内人自然不会对这个轰动不列颠的人事变动感到惊讶，因为他们早在一周前就已经得到了风声。

但在这份文章中依然存在令亚瑟感到微妙的地方。

首先，由于墨尔本子爵接任首相，空出来的内务大臣职务由原军务大臣卡莱尔伯爵接任。

内阁三大宝座的另外两座中，财政大臣阿尔索普子爵和外交大臣帕麦斯顿子爵都得以留任。

战争及殖民地事务大臣斯坦利勋爵请辞，印度管理委员会主席格兰特勋爵升任殖民事务部大臣。

海军大臣詹姆斯·格雷厄姆爵士卸任，转由贸易委员会主席、铸币局局长奥克兰勋爵接任。

当然，亚瑟最关心的自然还是大法官的人选变动。

万幸的是，这个职位并没有变动。

大不列颠及爱尔兰联合王国大法官依然由尊敬的伦敦大学校董会主席布鲁厄姆勋爵担任。

得知这个消息后，亚瑟今天早上的胃口都好了不少，仅仅一顿早餐便吃了一盘培根和两个煎蛋，甚至连没加糖和牛奶的红茶都不小心多喝了一壶。

高兴之余，亚瑟也从这份人事变动中读懂了前首相格雷伯爵和辉格党接下来的政策风向。

在新一届内阁中出局的有海军大臣詹姆斯·格雷厄姆爵士与战争及殖民事务大臣斯坦利勋爵，而如果仔细注意《伦敦公报》上的非内阁人事变动，还可以发现邮政总局局长里士满公爵、掌玺大臣里彭伯爵也一同卸任了。

而这群被《泰晤士报》称为“德比帮”的辉格党大佬们还有一个共同特点，那就是他们都认为《爱尔兰教会世俗事务法案》威胁到了爱尔兰国教会的既定地位，与他们的政治原则不符，是爱尔兰教会改革的强烈反对者。

德比帮的集体去职也说明了当下辉格党的态度，即便前首相格雷伯爵辞职，但他们依然不会动摇推动《爱尔兰教会世俗事务法案》的决心。

只不过亚瑟总觉得辉格党团似乎把问题想得太简单了，诚然德比帮反对在爱尔兰推动教会改革，但他们中的许多人在近年的多项改革中都扮演了开路先锋的角色。

而其中最令亚瑟欣赏的便是前海军大臣詹姆斯·格雷厄姆爵士，他曾经一度被认为是辉格党激进派中不可或缺的悍将。

早在几年前威灵顿公爵掌权时，处于弱势的格雷厄姆便毫不避讳的在竞选演说中高调宣称自己的政治主张：我是一位蓝党人，我过去是蓝党人，我现在是蓝党人，我也希望我将来永远是蓝党人。我并不为此感到羞耻，愿上帝保佑，蓝党永远不必为我感到羞耻。托利党是‘宫廷党’，他们的目标是扩张王权。而辉格党，也就是‘乡绅党’，则为维护人民权利、捍卫民意、促进人民幸福而奋斗。

而让格雷厄姆名声大噪的，还是他在下院提出削减公职人员薪资的动议，以及批评枢密院大臣们高额薪金的主张。

而在格雷伯爵上台执政后，格雷厄姆不仅参与起草了《议会改革法案》，并且还以海军大臣的身份在皇家海军内部推动了多项艰巨改革，其中既有唯才是举（不以党派身份选拔任用海军部官员），提升水手待遇和退役金等福利保障水平，下令废除多项军队肉刑。

唯一可惜的是，他在皇家海军习以为常的抓壮丁入伍（强征制度）上碰了钉子。

虽然格雷厄姆在这项制度上连踹了好几脚，但最终依然没能废除这项老传统。

然而，就是这样一位政绩斐然的大臣，却因为在爱尔兰问题上与辉格党团意见不同而去职，这不得不说是一种遗憾。

况且在亚瑟看来，格雷厄姆反对《爱尔兰教会世俗事务法案》的论点确实有一定道理、

格雷厄姆认为：不列颠和爱尔兰政治联合的根基，便是以教会为纽带。任何对教会体制的干预，都可能动摇大厦根基，最终导致联合的瓦解。

站在自由主义的立场上，格雷厄姆的观点显然令人难以接受。

但是站在现实主义的立场上，为了促进不列颠和爱尔兰走向联合，以国教圣公会对爱尔兰进行逐步同化绝对是有必要的。哪怕这个同化的过程十分缓慢，甚至有侵犯宗教自由这样基本人权的嫌疑，但是哪怕要花上一两百年的时间，这项工作也得做下去。

而格雷厄姆等人的去职也不仅仅是辉格党损失了几位得力干将这么简单，因为他们当中的不少人曾经长期充当着辉格党内的粘合剂。

像是格雷厄姆这样相对务实的理想主义者在辉格党内既可以与“过于有主见”的布鲁厄姆勋爵和达拉莫伯爵说上话，又可以与帕麦斯顿子爵这样老谋深算在托利党与辉格党之间横跳的老江湖搭上茬。

至于为什么要特意把布鲁厄姆勋爵与帕麦斯顿子爵拎出来说呢？

那自然是因为这两个人非常的不对付。

帕麦斯顿子爵与布鲁厄姆勋爵的过节甚至在亚瑟还没降生于这个世界的时候便开始了。

那是1806年，当时帕麦斯顿刚刚从剑桥大学圣约翰学院拿到文学硕士的学位，恰巧碰上首相小皮特不幸因病去世，为此剑桥大学不得不忍痛挥别这位两度出任首相、前后执政长达20年的杰出校友，并重新选出一位代表剑桥大学新议员。

在不列颠，剑桥和牛津的议员席位向来被视为一种至高无上的荣誉，年轻的帕麦斯顿很难对此不动心。

但不幸的是，对这个位置动心的可不止他一个，与当时籍籍无名的帕麦斯顿相比，同样年轻但看起来更有前途的斯宾塞勋爵、阿尔索普勋爵和佩蒂勋爵显然更吸引人的注意。

当时正担任卡洛琳王妃私人法律顾问、已在不列颠政坛颇有声望的布鲁厄姆勋爵就曾给剑桥大学的麦考莱勋爵写信，明确表达了他对帕麦斯顿的竞争对手佩蒂勋爵的支持。

布鲁厄姆勋爵在那封信中难掩对帕麦斯顿的轻蔑态度：候选人之一的帕麦斯顿，一个月前才刚刚从大学毕业的年轻人，他缺乏胜任这一职位所需的一切素质。我清楚地记得曾在爱丁堡见过他，当时他在爱丁堡大学上了几年大学，后来又转学去了剑桥。正是由于我对他的家庭和他自身的了解，所以才更令我百倍期望佩蒂能在剑桥选区获得成功。帕麦斯顿的家族极端反对废奴主义，在这方面几乎无人能敌。而且我认为，这个年轻人实在太自我了。对这个年轻人来说，他来参加竞选最重要的一点是，在所有充满野心的目标中，廷臣的生活是最辉煌的。如上所述，你难道不觉得朋友们有着更多理由来竭尽全力支持佩蒂击败帕麦斯顿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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