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教：不是宗教胜似宗教

儒教站在人生之内，逆觉体证宇宙万物的本源，追寻人在宇宙中的地位，审视人的命运、生存的意义，以及人对天地万物的伦理义务和道德责任。儒教圣人学说，千言万语，无不是为了将人教化成具有爱的情感，明人伦、守秩序，达到道德自觉的君子。

千年儒教的命运流变

秦汉之前，儒家非教，只是一个影响较大的思想流派。直至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儒家才一跃登顶，由“家”入“教”。作为封建“宗教”，其“三纲五常”“存天理，灭人欲”等教义一直钳制着人们的思想，以致近代有识之士要“打倒孔家店”。作为思想学说，儒学这两千多年来经历了六种历史形态，即子学、经学、理学、心学、气学、新学等。

儒教——是不是宗教

儒，最早是举行仪式或祭祀时的司仪，后泛化为知识分子的通称。《说文解字》中说：儒者，柔也，术士之称。《汉书》中说：有道术者皆为儒。《法言》中说：通天地人曰儒。《论衡》中则说：能说一经者为儒生。

“儒”出身于“士”，又以教育和培养“士”为己任，是“师者”。孔子首倡私学，其学生子夏、子游、曾参等皆为名师。因此，“儒”便逐渐成了孔门弟子的专称。

另外，关于“儒”，孔子还曾告诫弟子，要为君子儒，不为小人儒。

“君子儒”与“小人儒”

儒有君子小人之别。君子之儒，忠君爱国，守正恶邪，务使泽及当时，名留后世。若夫小人之儒，惟务雕虫，专工翰墨，青春作赋，皓首穷经；笔下虽有千言，胸中实无一策。且如扬雄以文章名世，而屈身事莽，不免投阁而死，此所谓小人之儒也。虽日赋万言，亦何取哉！——《三国演义》第四十三回诸葛亮舌战群儒

儒教到底是不是宗教？世人对此一直争论不休。有人认为，儒教没有受到崇拜的人格神，没有“天国”或“极乐净土”，也没有超脱凡俗的出世思想，因而不是宗教。其实，出于下列原因，也可将其视为宗教。

第一，有专门的祭祀场所。孔子死后，其故宅率先成为祭祀场所。在孔子逐渐被神化后，供奉他的“文庙”也日渐增多，20世纪初达到两千余座。而且，古代学童入私塾就读，每天上下学都要向孔子牌位磕头敬礼。

第二，有自己的教义。儒教把孔子创立的儒家学说当成宗教来信仰，封建宗法制度与神秘的宗教观念融为一体，信奉“天地君亲师”，而“四书”“五经”就是儒教的“经书”。

第三，有自己的宗教仪礼。宗教的一个重要特征，就是有一套祭祀的礼规仪式。两千年来，人们逐渐在祭孔大典中加入佛教、道教的宗教仪式，仪式日臻完善，宗教色彩更加浓厚。

不过，儒教不同于一般的宗教。

一者，它神秘成分少，无天堂、地狱、生死轮回、因果报应之说。

二者，道教有三清、四御、天仙、地仙、散仙等；佛教有佛、菩萨、罗汉、天神等；孔庙中虽有“四配”“十二哲”等，但更像纪念堂，没有神仙派系。

三者，佛寺、道观、教堂、清真寺等都有专门神职人员，且世人入教有定规、定仪，佛教、道教更有“出家”“在家”之分，而儒教则无专门的神职人员，信徒入教也无固定的仪式。

把“俗人”变成“僧侣”

儒教以中国封建伦理“三纲”“五常”为中心，吸取佛、道的宗教思想和修养方法，提倡“存天理，去人欲”，使宗教社会化；把俗人变成僧侣，使宗教生活、僧侣主义、禁欲主义、蒙昧主义、偶像崇拜渗透到每一个家庭。——《宗教辞典》

儒教到底是具有宗教色彩的思想学派，还是世俗意义上的特殊宗教，难下定论。但不管怎样，儒学的观念主张，早已深深植根于中华民族几千年的文化土壤中，世代炎黄子孙无不深受熏陶和影响。以此说来，儒家究竟是“学”还是“教”，似乎已不重要了。

周礼——儒学的先声

提起儒教，人们便会想到孔子，但实际上，“周公制礼”才是儒学的先声。周公姬旦，儒教之“元圣”，孔子之偶像。孔子晚年曾叹道：“甚矣吾衰也！久矣吾不复梦见周公。”周公对孔子的影响之深，由此可见一斑。

周公是武王的弟弟，武王死后，成王年幼，由他当摄政王。后来，他平定了“三监”叛乱，使得“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

之后，他便在夏礼和商礼的基础上，以“亲亲”和“尊尊”为指导思想，综合本族的风俗习惯，制礼作乐，建立了一整套典章制度，史称“周公制礼”。

周公吐哺

周公曾说：“我文王之子，武王之弟，成王之叔父，我于天亦不贱矣。然我一沐三捉发，一饭三吐哺，起以待士，犹恐失天下之贤人。”沐浴未毕，用餐未完，便迫不及待地去接待贤士，可谓求贤若渴。所以，曹操才叹道：“周公吐哺，天下归心。”

周公制礼，内容广泛，大到国家政治制度，如宗法制、分封制和国家重大活动的礼仪制度；小到个人日常行为规范，如婚礼、丧礼、成人礼、祭祀等，无所不包。

根据周礼，周王为天下共主，称天子，为大宗，其叔伯、兄弟则为小宗，此为“宗法制”。天子之下为诸侯，诸侯又分爵、分等，此为分封制。宗法制和分封制结合，组成一套系统、严格的礼仪制度。

另外，商周两代非常重视祭祀与征伐，有“国之大事，在祀与戎”的说法。祭祀有隆重的仪式，出征、会盟、饮宴、婚嫁、丧葬等，都有不同的仪式或乐舞。

总之，周朝执政者试图使周朝的社会制度、国家制度、人们生活及思想，都符合礼的要求，做事以礼为准则。

此后两千多年，虽朝代屡更，但西周时所确定的各种礼制多得以传承。如办丧事时禁止谈笑，邻居有丧事时不许在街巷唱歌，听音乐的时候不要唉声叹气等。其婚姻制度中的“六礼”和“七出三不去”，更是中国聘娶婚的源头，影响至今。

“六礼”和“七出三不去”

六礼，西周礼制所规定的婚姻成立的条件。即合礼合法的婚姻，必须通过纳采、问名、纳吉、纳币、请期、亲迎六大程序来完成。

七出是解除婚姻的具体条件。一是无子，二是淫，三是不顺父母，四是口多言，五是盗窃，六是妒忌，七是恶疾。

三不去是对七出的限制。一是有所取无所归，即妻子家族散亡的不可休。二是与更三年丧，即曾为公婆服丧三年的不能休。三是前贫贱后富贵，即娶妻时贫贱，后来富贵的不可休。

古时决定婚姻的缔结与解除的，是父母之命、媒妁之言，所以才会“嫁鸡随鸡，嫁狗随狗，嫁个木头抱着走”，才会有《孔雀东南飞》中的刘兰芝、陆游的妻子唐婉的离婚悲剧。

周公不仅以自身的品格和能力为儒家提供了理想的人格典范，而且他所制的“周礼”也为儒教文化提供了重要的思想基础，可以说，儒教的源头就在周公。西周初年的礼乐制度和典籍文物资料，多保存在《周礼》和《尚书》中。

子学——儒学的创始

子学，这里指“诸子之学”中的儒学。春秋战国时，中国出现了百家争鸣的文化高潮，孔子是最早鸣起的巨子。通过三千弟子、七十二贤人的广泛传布，儒家成为显学。

春秋时期，孔子施教，讲授德行、政事、言语和文学。其中，德行居首，其核心为“仁”。将德行排于政事之前，表明孔子已有内圣重于外王、德行重于政事之意。

德行主要表现为对礼的遵从和践履，仁德修养是践礼和政事的基础，是诗、书、礼、乐的灵魂和根本。所以，孔子说：“人而不仁，如礼何？人而不仁，如乐何？”

孔子自己“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游于艺”，要求弟子“入则孝，出则悌，谨而信，泛爱众，而亲仁。行有余力，则以学文”。在他看来，仁虽为一种内心修养，却必须与实际行动结合起来，于人事上磨炼和体现。

孔门三戒

孔子说：“君子有三戒：少之时，血气未定，戒之在色；及其壮也，血气方刚，戒之在斗；及其老也，血气既衰，戒之在得。”这就是孔子给出的人生修养要诀：少年戒色，壮年戒斗，老年戒贪。

战国时代，杨朱、墨翟的学说充斥天下。儒者孟轲愤然而起，祖述尧舜，宗师仲尼，滔滔雄辩，摧折百家，迎来了儒学的再次高潮，人称孟子。

孟子继承、发扬孔子“为仁由己”“与命与仁”的思想，大肆宣扬“修己以俟命”。修己，即力求使自己的言行合乎仁义，至于效果如何、结果怎样，一盖听凭天命。也就是说，只管我能主动管的这一头，我管不了的那一头，不妨洒脱对待。

孟子还完善了孔子“知天命”的思想，提出通过命运发展的内在规律──天数循环，来认知命运的新学说。另外，他对自己的才识十分自信，曾言道：如欲平治天下，当今之世，舍我其谁也？

浩然之气

孟子善养“浩然之气”。他说：“其为气也，至大至刚，以直养而无害，则塞于天地之间。其为气也，配义与道；无是，馁也。”可见，浩然之气充塞天地之间，极为浩大、刚强。它是正义和道德积累的结果，是不能靠伪善、伪义、伪德来获取的。

战国末年，养士风起，稷下尤盛。荀况应时而出，三为祭酒，后为老师，洋洋洒洒，气盖群伦，使儒家学说又现辉煌，人称荀子。

荀子是先秦儒家中的一位理性主义大师，他对命运问题，对主体与客体、自由与必然之间的关系有着深刻的思考。对于命运，他提出“修身端行，以俟其时”，即强调“命运”与事物发展的时间、阶段的相关性。他还从唯物主义天道观出发，提倡以人力制服自然，做命运的主人。

化性起伪

荀子曾说，圣人化性而起伪，无伪则性不能自美。在他看来，人性本恶，生而好利、纵欲，亟须后天文明的熏陶、感化。借助礼仪、法度和艺术等的“化性”，对人进行塑造，使人具有崇高的精神境界，即是“化性起伪”。“伪”，指后天的人为教化。

孔子讲仁爱，是要求把人当人看，而不是当做“会说话的工具”。孟子讲仁政，是要求用人学的观点治理国家，反对统治者的兽性膨胀。荀子讲礼法，是从人性的弱点出发隐恶扬善，谋求社会的秩序和稳定。总之，子学是奴隶解放时代人性觉醒的反映。

经学——儒学的突起

春秋末年，孔子编撰了《书》，删定了《诗》，编订了《礼》和《乐》，作了《易》的一部分，并根据鲁国的史料创作了《春秋》，形成了六经。此后，儒生们就以六经为课本学习儒家思想。在春秋战国时期，六经就已被人们公认为宝典。

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将存世的《诗》《书》《礼》《易》《春秋》五经奉为最高经典。五经内容艰深、不易理解，却包含着宇宙秩序、国家管理、道德规范、日常生活的准则，所以研究经书便成为士子的必修课，经学由此诞生。

经学研究以注疏为主。“注”就是解释经文，“疏”则是对一些过于简要或年代久远的注加以解释。此外，如“考证”“集解”“正义”等，都是对于经书一字一句的详加研究，以期通过剖析、消融、说明经书，来解放思想、释放智慧。

注经之法有二：六经注我与我注六经。注我固注我，我注亦注我；我不注六经，六经何注我！一人解释六经，有一人之儒学，一朝人解释六经，有一朝人之儒学；历代人解释六经，乃有历代之儒学。一部儒学史，就是历代儒者不断地解释六经的历史。

孔壁遗经

秦始皇焚书坑儒，先秦儒典几近绝迹。好在“竹简不随秦火冷”，汉武帝时，鲁恭王为扩建王府，拆孔子旧宅，从其夹壁中发现多种蝌蚪文古经书，有《尚书》《论语》《孝经》等。孔壁遗经延续了中国文化的道统，正是“天全鲁壁藏，不堕秦火虐”。

汉朝是经学的黄金时代，朝野内外诵经成风，《汉书》中说“遗子黄金满赢，不如一经”。汉朝“以经义决狱”，是其治国为政的一大特色，也是经学繁盛的一大标志。儒生通过司法实践及官学、私学教育，移风易俗，将经学思想植根于普通民众中。

汉初一些年长儒者，或以口述方式默诵出已遭焚毁的经书，或把秦时冒险藏匿的典籍重新拿出，这些经书均以秦、汉通行的隶书写就，称为今文经。后来发现的孔壁遗经，以及众多得自民间的古典文献，都是用战国古文字书写的，称为古文经。

今文经学以《春秋》为“元经”，其主流就是“春秋公羊学”。董仲舒对于公羊学中灾异、符瑞、天人感应的阐发，引发谶纬之学泛滥。古文经学较少受“师法”“家法”的制约，较为自由，较为简明，也较为理性，与谶纬瓜葛较少。于是，今、古两派就开始互相争斗。

秘经

秘经，即纬书，是以“阴阳五行”和“天人感应”为依据，附会儒家经义而衍生出的书种。它多以隐语形式，预言吉凶祸福、治乱兴衰，昭示上天旨意，推动了经学的神学化。南北朝以后，纬书受到查禁，仅有少量残篇存于《古微书》《七纬》等书中。

汉末，今、古文经学合流。唐初，南北经学统一。宋代理学兴起，“经学变古”。到了清代，大儒顾炎武提出“经学即理学”。近代学者康有为作《新学伪经考》，经学走向衰亡。

经学是中国古代学术的主体，仅《四库全书》经部就收录了经学著作1773部20427卷。经学中蕴藏了丰富而深刻的思想，保存了大量珍贵的史料，是儒家学说的核心组成部分。

理学——儒学的完善

韩愈话道统，周子说太极，张载道气化，程子明天理。南宋有朱熹，平生注四书；综罗百千代，理学始大成。万物皆有理，理物皆有道。理学以道理物，又称道学。

汉武帝独尊儒术，儒教初具雏形，但其某些宗教特征尚待完善。后世儒者以封建伦理为中心，逐渐吸取佛教、道教的修行方法，创立了宋明理学，完善了其宗教特征。儒教信奉“天地君亲师”，把封建宗法制与神秘的宗教世界观很好地结合了起来。

周敦颐是理学的开山鼻祖，其思想已初具理学雏形。《宋史》说他：“得圣贤不传之学，作《太极图说》《通书》，推明阴阳五行之理，明于天而性于人者，了若指掌。”

其弟子程颢、程颐，则最终将理学理论化。二程视“理”为最高的哲学范畴，认为理无所不在，不生不灭，不仅是世界的本原，也是社会生活的最高准则。程颢的“动亦定，静亦定，无将迎，无内外”，酷似佛教禅修法，程颐则大肆宣扬宗教禁欲主义。

正心诚意

理学要义在于“存天理，灭人欲”，在于“欲正其心者，先诚其意”。不仅对小民，也对达官贵人，甚至要求皇帝也要“正心诚意”。据说，程颐凡赴宴只要得知宴会上有歌伎，他便会看也不看一眼就拂袖而去。

南宋理学大家朱熹继承并发展了二程的思想，建立了一个完整而精致的理学体系，标志着理学的成熟。朱熹是理学的集大成者，后世尊称他为“朱子”。

宋元明清时期，程朱理学为历代统治者尊崇，并成为人们日常言行的是非标准。“存天理，灭人欲”是理学家们全力以赴的修养目标。其所谓“天理”，无非是“三纲”“五常”等伦理教条。他们所追求的精神境界，更偏重于封建道德、宗法制度、伦理纲常，带有鲜明的宗教性质。儒教虽无入教仪式，但在中国社会各个阶层都有大量的信徒，不仅读书人，连渔人、樵夫、农民都逃不脱儒教的无形控制。

世上无如人欲险

胡铨因弹劾秦桧被贬海外十余年，北归之日，饮酒题诗：“君恩许归此一醉，旁有梨颊生微涡。”以此来形容侍妾黎倩的一笑之美。朱熹就此认为其修养不够，并特地作诗曰：“十年浮海一身轻，归对梨涡却有情。世上无如人欲险，几人到此误平生。”

可以说，儒教发展到宋明理学，已经成为一个影响整个社会的宗教。它虽然缺少其他宗教的外在特征，却具有宗教的本质属性。例如，禁欲主义、“原罪”观念、蒙昧主义、偶像崇拜，注重自我反省的宗教修养方法等宗教属性，儒教全都具备了。

明朝以后，理学成为八股取士的主要内容。后来，王阳明的“心学”一度昌明海内，理学逐渐失去人心。清廷入关后，为巩固统治，禁锢人心，重新推崇理学。直到20世纪初，新文化运动砸烂“孔家店”，新学渐盛，理学遂江河日下。

心学——儒学的变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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