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也。”方仲永格格一笑,说道:“《史记》、《汉书》都说,萧何‘以文无害,为沛主吏掾’。什么是‘文无害’,‘文无害’就是通晓法令,无所凝滞,也就是萧何通晓法令,当了沛县的官吏。《史记》、《汉书》这样叙述他为秦官,通晓秦朝法令,以说明他汉初作九章律,必然受到秦律的影响。《汉书·萧何传》说,刘邦入关后,‘诸将皆争走金帛财物之府分之,何独入收秦丞相御史律令、图书藏之。沛公具知天下院塞户口多少强弱处,民所疾苦者,以何得秦图书也。’这也说明萧何特别看重秦朝法令,知道秦朝法令对新政权的重要性。他这样的人修订汉初法令,当然跳不出秦律的范围。萧何《九章律》的这些内容,九章的前六章源自李悝的《法经》,秦律继承了法经,汉律又继承了秦律。《九章律》几乎都继承了秦律,不过是萧何擦摭秦法,取其宜于时者。”
赵简贝齿咬着红唇,似乎在斟酌方仲永的推论。
曾布却连连点头,脸色激动。
欧阳棐听着,只觉得一股冷意直浸肌肤,脸色苍白得可怕,他愤怒的说:“休要胡言乱语。你们说了这么多,不过是推测,可没有史书明确记载秦律是萧何擦摭秦法,取其宜于时者。《史记·吕太后本纪》太史公曰:孝惠皇帝、高后之时,黎民得离战国之苦,君臣俱欲休息乎无为。故惠帝垂拱,高后女主称制,政不出房户,天下晏然。刑罚罕用,罪人是希。民务稼穑,衣食滋殖。孝惠皇帝和吕后在位的时候,君臣都想通过无为而治来休养生息,所以惠帝垂衣拱手,安闲无为,吕后以女主身份代行皇帝职权,施政不出门户,天下却也安然无事。刑罪很少使用,犯罪的人也很少。百姓专心从事农耕,衣食富足起来。”
他用力的摆手道:“汉初的天下大治不是严刑峻法得来的,是天子施行仁政、轻徭薄赋、与民休息得来的。今天子临朝,就是有一批你们这样的人,摇唇鼓舌,不劝天子施行仁政、省刑罚,薄税敛,反而说什么‘变法图强’,是妄想毁先王之法,灭礼谊之官,专任刑罚,恢复残酷繁苛的秦律吗?”
赵简俏脸微微一变,这一顶帽子扣下来可不轻,这个时代非秦才是政治正确。如果变法是恢复残酷繁苛的秦律,这就是“乱臣贼子,人人得而诛之”。她顿时有些替方仲永担心。
曾布脸色大变。
“变法图强,不是要恢复残酷繁苛的秦律,也不是要走法家的老路。”方仲永一边想,摇了摇头,幽幽地说道:“当今之世,早已经没有了法家。世界潮流,浩浩荡荡,顺之者昌,逆之者亡。可见法家并不能适应潮流,所以今天我们也只能在历史上见到法家的只鳞片甲。法家即已证明其失败,变法图强,当然不能学法家了。”
他是绝对不会承认自己是法家,哪怕用的假名,赶紧撇清关系。
何况法家的那些主张:“民愚则易治也”、“圣人之治也,多禁以止能,任力以穷诈”、“民弱国强,国强民弱。故有道之国,务在弱民”,将人民作为君主的对立面,而赤裸裸的在理论上确立了为了君主的统治而进行的愚民论。
方仲永作为一个现代人,听了很不舒服,这些论调,秦以后号称儒家的读书人用得非常溜,而现代某些砖家拿出来换一张皮还到处鼓吹。
而韩非的《五蠹》言:“故明主之国,无书简之文,以法为教......是境内之民,其言谈者必轨于法,动作者归之于功,为勇者尽之于军。”
这一席话说出了法家之法的核心,便是用法来规范人世间的一切,将国界范围内的一切人类活动纳入君主的管理之下。
《史记》记载始皇帝三十四年,始皇置酒咸阳宫,博士齐人淳于越上言效法古制,实行分封制。丞相李斯言:“臣请史官非秦记皆烧之。”拉开了一场焚书的大幕,也为后世的文字狱开了一个好头。
历史证明,法家这种以国法为唯一是非标准的、否定人类社会的道德、思想、知识和文化的价值的态度是十分危险的。
但是从始皇帝开始,历朝历代,哪一朝不曾实行过塞民之口的文字狱?这其中法家难辞其咎!
这是儒家读书人恐慌的根源,也是那些雄心勃勃的君王最是喜爱的地方——帝王道!
《史记》记载李斯“乃从荀卿学帝王之术”,荀子的“帝王之术”,通过李斯后来的实践,体现出来。北宋苏轼在《荀卿论》中说:“荀卿明王道,述礼乐,而李斯以其学乱天下。”一语道出,其实法家学说是一种——帝王道!
而方仲永想要的不是“权者,君之所独制也”君权至上的帝王道,想要的是“而是天子犯法,与庶民同罪。”绝对公平的法制。
赵简芳心里嗤笑,据她这些日子的观察,方仲永可是正宗法家余孽,没想到如此奸猾!
曾布一下子抬起头来看向方仲永,瞬间明白了方仲永这是何意,果然聪明,没有去踩坑。
欧阳棐也直视着方仲永,眼睛缓缓眯起,问:“那你觉得当如何变法?”
方仲永轻轻一笑:“《吕氏春秋》云:太公望封于齐,周公旦封于鲁,二君甚相善也。相谓曰:‘何以治国?’太公望曰:‘尊贤尚功。’周公旦曰:‘亲亲尚恩。’二位贤者成就周朝八百年基业,其治国思想可以学习。周公旦希望人们都可以依据亲缘关系保持和睦的人际关系,依照‘亲亲尚恩’原则制定出周礼,并在后来成了孔圣最为尊崇的典范。姜太公的治国论是,为了富国,则要尊贤;为了强兵,则要尚功。但是究竟何为可尊之贤?何为可尚之功?这个问题就需要确立具体有效的标准,而区别于‘礼’的这种标准,也就是‘法’。秦法严苛,早就不适应当今之世,不可取也。”
曾布和欧阳棐惊异地地看着方仲永,这个“梅长苏”竟如此精通经史,从争论开始,每有论据都是出处,真是深不可测。但是此刻他们有些不明白他究竟想说什么?
这时,赵简忽然想起方仲永在拟岘台的论述。
果然就方仲永说:“综合两家之言,我认为立法要体现儒家的道德要求,都要把圣人教化观贯穿其中,使大宋的法治成为良法善治。立善法于天下,则天下治;立善法于一国,则一国治。”
这话一出,曾布和欧阳棐二人果然震惊。
“天色不早,在下先告辞了。”
忽然,方仲永站立来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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