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永远记得那一天。

那一天，那个助学介绍人满脸笑容的走进我们住的泥瓦房，对奶奶说有人愿意赞助我和小明上学。

那个人叫陈国芳，是个陌生的名字。

在那之后，奶奶便把这个名字一直挂在嘴边，她时常摸着我的头说这是我们家的大恩人，以后一定要报答他。

知恩图报这个道理我是懂的，我一定要努力学习，以后出人头地，好报答这个恩人。

很快，我就发现除了我和弟弟外，学校里还有另外两个人是被资助上学的。

一个是同村的孙浩然，也是被陈国芳叔叔资助。

另一个是隔壁班的一个女生。

一开始，我觉得我们没什么不同。

但很快我就发现那个女生的资助者比陈国芳更大方，更有钱。

当我们还在为校服费发愁时，隔壁的女生正纠结下一双鞋买什么颜色。

当我们拿着饭卡精心盘算吃什么最省钱时，她正思考自己的生日蛋糕上该涂什么果酱。

当我们想做一张简陋的贺卡当教师节的礼物时，她已经买好一捧花，在全班人的鼓掌下送给了老师。

“为什么？”小明疑惑的问我，“为什么我们都是被资助的，她却过得比我们更好，更快乐？”

我看着弟弟，因为我们的资助人不肯多给钱。

贫穷是每个人的噩梦，也是上等人攻击他人的手段。

我不止一次的听到过其他人的议论。

议论我们洗的发白的书包，议论我们的餐盘里永远只有馒头和炖白菜，议论我们不舍得扔用完的作业本。

小明总是困惑的问我：“为什么他们不议论隔壁的女生？她明明跟我们一样！”

我只能对他摇头：“她跟我们不一样。”

我常常想，如果陈国芳很有钱就好了，如果他再大方一点就好了。

如果当时选中我们的不是他，就好了。

这个念头在我心里盘桓了很久，直到有一次我和弟弟放学回家，看见那个助学介绍人在屋里跟奶奶说着什么。

我们偷偷去听。

我听到了，那个女生的资助人原本想资助我们，但陈国芳先一步选中了我们，那人只能作罢选择了其他孩子。

听到这话时我犹如晴天霹雳愣在原地。

原来我差一点就能过上那么幸福的生活，原来我差一点就能那么开心快乐。

这一切都怪陈国芳。

既然没有那么富裕，为什么要假装大方的来接济我们？

小明显然也无法接受这个消息带来的冲击。当再次听到那些说我们寒酸的风言风语时，他冲对方举起了拳头。

对方是个小矮个子，一下就被捣破鼻子，鲜血淌得满脸都是。

事情当然不能善了。

小矮个子的妈妈找到学校，在班门口赖着不走，一定要我们给个说法，要赔钱。

这一切都怪陈国芳，如果不是他小明不会这么失控。

他要付这个责任。

于是我写信问他要钱。

他也给了。

然后他突然寄来一封信，告诉我们他会把我们看成真正的亲人，有困难就找他，不要忍着憋着。

真的吗？把我们当做亲人后他能大方一些吗？我能过上跟那个女生一样的生活吗？

于是我们开始尝试着向他要钱。

问他要学校要收的零杂费，问他要一些零花钱。

他什么都没说，只默默地把钱打给我们。

我终于过上了正常人的生活，不用再看着其他人碗里的肉眼馋，不用再羡慕其他人崭新的作业本。有时还有闲钱买些自己喜欢的衣服和鞋子。

这是一个资助人应该做到的。

虽然他做到的晚了些，但我们可以原谅他。

但快乐的日子总是短暂的。

在我们初三那年，陈国芳的儿子死了。

他也借此断了我们学费和伙食费之外的其他开销。

后来我们又问他要了几次钱，却被直接回拒。

我又过上了之前那贫穷的日子，只能眼巴巴地羡慕别人。有次我们忍不住用伙食费买了其他东西，剩下的钱不够吃饭了，问他要钱他也不给。

我们只能借钱吃了半个月的馒头。

我恨啊。

他儿子死之后难道没给他留下钱吗？为什么要压缩我们的吃穿用度？

他难道不会出去工作吗？工作赚的钱总不会养活不了三个学生吧？

高中三年我们都是在无比艰难的情况下度过的。

我们只能吃食堂里的寻常饭菜，穿已经穿破了的旧衣服。

这期间奶奶病死了，我们都没问他要医疗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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