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建成王就不同了，他只管签署与调拨，实际执行就与他没多少关系了。

淞王因手下用银子处太多了，总数就是那些，厚此薄彼也是无奈之举，能坑到边家的时候，他是绝不会手软的。

因而李之很快通过边炯的不忿，察觉到此种关键，才会明确表达出自己的意愿。

眼见得二人极短时间内就形成同盟，淞王顿感一时头大，却万万不会放弃这个机会。

很明显难得有民间资金这么主动参与到河道建设中来，在任何一任朝廷来说，若取得成功，都是件利国利民的丰功伟绩。

更难得的是，官府在其中的付出仅是原本计划中的一半，即使国库再是紧张，也绝不肯放过这个良机。

也就是说，此个项目的通过机会极大，且在如今这种诡异的局势之下，各个派系都有可能临时联合起来，就为了在可能改朝换代之前，为自己捞一份功绩。

毕竟在这个年代，真心做事之人还是很多的，一心为皇上效力，来换取信任的思想还占主流。

因而不需淞王开口，李楷王已在急匆匆阻止道：

“李先生，宝昌，此事要从长计议，其实我们在场人都说了不算，不妨奏报与皇上，由圣意来做最终决断！”

即使目前的是傀儡皇帝，正常流程是不能逾越的，尽管明知奏折还是会落在太后的手中。

事关大几万两的重大工程，更需要这位太上皇一般地人物来定夺。

李之与边炯视线频频交流，此刻两个人的心思是一样的，这么大一笔支出，又是可能要几年才可完工的紧要工程，一旦呈奏上去，关乎于自家利益的条件提出，就会面临重重压力。

于是下一刻二人同时纷纷摇头，由李之首先讲出来理由：

“我们双方还没拿出个具体计划，更没有朝廷相关工程的丝毫保障前提，我不认为此时奏报会有结果。”

边炯也是紧接着开口：“至少三万两银子的支出，纵是不需要头一年凑齐，也是个天大压力，此事慎重为先，不宜过早轻下结论！”

事实上其他人均知他们两人的内心顾虑，尤其是建成王，对于淞王的近乎无廉耻地大唱高调，产生了一脸无奈：

“淞王，我知你手边工程众多，更是早有先后，再有如此重大工程立项，会有导致国库亏空之危。但总不能因此而令此事半途夭折，有时候实际困难与高调颂扬无一点搭接，毕竟来自于民间的银子，更首先看重朝廷的公信力。如你这般仅一点征兆现出，就给人套上什么利国利民的偌大顶戴，只会把民间积极性吓跑了！”

他与淞王私人交情是不浅，能做到目前职位者，又有哪个不是头脑精明之辈，当然借由裙带关系上位的，如暴发户一般地武家某些人就另当别论了。

尤其是经由高宗而并非当时的武后一手提拔之人，更是一心为公的佼佼者，遇到重大事宜，私人情分是会自动跌落至第二位的。

淞王又哪里不知自己的确有些操之过急了，相对而言，资格更老的李楷王思虑得就更全面些。

他针对淞王提出质疑在先，面对这般重大事宜，更是嘴不饶人：

“八王说的是，一王的未奏先决可是极大不妥，况且如此浩大工程，也就注定了工期的延长，所耗银两决不能与一次性调集相提并论。此事完全可以以谏议的方式奏报上去，而不是在群策群力之前你的自行决断！”

他的语气尽管舒缓，话意里却是充满了批评，直教淞王额头生汗。

而且此时的指责中另有深意，一旦类似言论传递到太后那里去，不管后果是大是小，一个言辞过失罪责是避免不了的。

李楷王选择在此时讲出来，或许不怎么中听，也总比反馈到太后那里的影响要小太多。

即使淞王的出发点，出于朝廷的根本利益角度，但因此而导致的民间资本推出的罪过可就大了。

于是淞王第一时间对李之与边炯提出歉意：“是我考虑不周在先，险些打击了二位的积极性，在这里给二位陪个不是！”

随着他一口闷掉杯中酒，李之呵呵乐道：

“事关公事，却是由私人掏银子，尤其是这笔数目很有可能很是惊人，淞王大人的那套官方说辞可就显得很没诚意了。往少了说，一条远洋货轮成本价就在一万三千两到五千两之间，二百六十余里河道开凿的大体费用在两万两左右，他边家一年的收益又能有多少？再像之前那样，找个名头，把那十里拓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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