至于《三侠五义及其续书的话。

怎么说呢，在道光年间著名说唱艺人石玉昆是演说包公故事的专家。

当时有人把他说唱的《龙图公案记录下来，题作《龙图耳录，一百甘回，存谢蓝斋抄本，10年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了傅惜华、汪原放校点本。

石玉昆本来是连说带唱的，《龙图耳录只存讲说部分，没有唱词，这样就把它改成纯粹的散文话本了。

后来，又有人把它改编成《三侠五义。

清同治十年前，问竹主人第一次加以修订，成为一百二十回本的《三侠五义，又名《忠烈侠义传。

到了光绪元年，入迷道人，即文琳，又把问竹主人修订的稿子作了第二次加工。

光绪五年出了活字印本。

光绪十五年俞樾改写了第一回，把书名改为《七侠五义，重加刊印，成为民间最流行的本子。

《三侠五义前面二十七回左右，主要写包公故事，后面七十多回，主要写侠义故事。

写包公故事部分，包括包公出身、断乌盆案、断仁宗生母李妃案，它集中了元代以来戏曲、小说中包公故事的精华，并把它定型化，此后，小说戏曲中的包公故事就没有多少发展了。

《三侠五义里包公是沿着忠奸斗争的轨道发展的，包公忠臣的形象更加突出。

这表现在:包公断李妃案演变得更完整，加入了刘后、郭槐勾结狸猫换太子的故事，陈琳、寇珠、余忠为了救护太子，不惜牺牲自己的生命，寇珠撞阶而死，余忠冒名顶替代李妃而死，表现了他们对皇帝的赤胆忠心。

另一方面，刘后、郭槐等人耍尽阴谋诡计，狸猫换太子，逼死寇珠，甚至要害死李妃，表现了奸诈毒辣的性格，成了典型的奸臣。

李妃流落桑林镇，路遇包公，包公为这桩皇家冤案的审理立了大功，他对皇帝的忠心得到突出的表现。

同时需要说明，《三侠五义里的包公为民间百姓伸冤报仇的事少了，斗争的对象也不仅是“权豪势要”，而是有“造反”迹象的奸臣。

例如，包公与马朝贤叔侄的斗争、与襄阳王的斗争都是因为这些人“常怀不轨之心”，“反迹甚明”，包公是为巩固皇权而斗争，与包公对立的，不仅仅是统治阶级中为非作歹的特权人物，而是一个以篡夺皇位为政治目的的叛乱集团。

因此，《三侠五义里的包公虽然依靠智慧和实地调查，侦破了一些民间刑事案件如“墨斗杀人案”等。

但是，与变阳王等武装叛乱集团的斗争仅仅靠智慧和“微服察访”是无法解决的，包公、颜查散要依靠一批侠客，靠他们的高超武艺和飞檐走壁的本领，才能搜集罪证，揭露阴谋，平定叛乱。

这突出了包公和全书的忠君思想，使包公的忠臣色彩大大加强。

因为包公是反对图谋叛乱的忠臣，是保卫皇权的擎天柱。

他率领的侠客，也被赋予忠臣义士的品格。

例如，包公向皇帝引荐“五鼠”时。把“钻天鼠”改称为“盘桅鼠”，把“翻江鼠”改为“混江鼠”，“恐说出‘钻天’‘翻江’，有犯圣忌，故此改了，这也是怜才的一番苦心”。

这些侠客见了皇帝也是开口“罪民”，闭口“罪臣”。

他们以被封为“御猫”、作为皇帝的侍卫而感到无比光荣;他们以协助清官、铲除乱臣贼子作为自己的神圣职责。

他们已不是民间“除暴安良”的义侠，而是朝廷的侦探和保镖了。

包公形象虽然也有写得比较生动的一面，但总的说来，是偶像化、模式化了。

但豪侠的形象却栩栩如生，有血有肉，这是《三侠五义艺术上的最大成就，为中国小说史画廊增添了这一类型的人物形象，对后代武侠小说具有重大的影响。

正如鲁迅所说“至于构设事端，颇伤稚弱，而独于写草野豪杰，辄奕奕有神，间或衬以世态，杂以恢谐，亦每令莽夫分外生色。

值世间方饱于妖异之说，脂粉之谈，而此遂以粗豪脱略见长。于说部中露头角也。”

可以说《三侠五义是部说书体小说，“绘声状物，甚有平话习气”，保持了平话的特点，在惊险曲折的故事情节中展示人物性格。北侠欧阳春与双侠丁兆兰在刺杀马刚时，性格就完全不同。

丁兆兰年轻气盛，锋芒毕露，高声张扬，还嘲笑欧阳春胆小;欧阳春老成持重，考虑周密，不动声色，却在丁兆兰动手之前杀了马刚。

通过对比，欧阳春胆识、武艺显高一筹，令人信服，两人的不同性格，径渭分明，格外醒目。

《三侠五义不但能在惊险曲折的故事中刻画人物，还能通过富有情趣的市井生活来塑造人物，使小说富有生活气息，真实可信。在“真名士初交白玉堂，美英雄三试颜查散。”

这一回里，颜查散与化名金相公的白玉堂交上朋友，白玉堂每到一处，故意挥霍颜查散的银子，摆阔气，闹排场，考验颜查散。

通过小书童雨墨的眼睛，极有风趣地把白玉堂的豪气、颜查散的质朴、雨墨的机灵都活脱脱地表现出来。

《三侠五义这一类作品中的人物“大半粗豪”;容易写得性格雷同，而《三侠五义人物虽有“行侠尚义”和“致君泽民”的共性，但又写得个性分明。

白玉堂的心高气傲，锋芒毕露;蒋平心机深细，谨慎而又灵活;展昭谦逊平和，谨小慎微;欧阳春深沉老练，直朴豪放;艾虎则粗中有细，活泼可爱;沈中元忍辱负重，随机应变;丁氏双侠，富贵气象，风流倜傥。这中间最成功的要算白玉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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