村里的房子不像县城规划的那么整齐，大小不一的石板歪七拧八排列着、连接着四百多户人家。年复一年的雨水将石板路冲成了“V”字型断面，每到腊月，“V”型沟就被路人脚底带起的冰和泥填平、冻实。但每逢冬日里的艳阳天，不硬不软的泥垢就变得又湿又滑。

“殿功叔也不说组织人把村里的路修修。你们看看，这一下完雪，滑的还能走么？就算不替村里人想，他老胳膊老腿的，摔一跤受得了？”李铁军边抱怨边在家门口躲了躲脚上的泥。

杨树生没好气的说道：“他占着茅坑不拉屎又不是一天两天了。”

杨树勇接话道：“都是本家，不选他不合适，选他也不合适。咱这穷地方，不像城里的村子有地卖，谁跟他抢啊？”

杨树清不赞同道：“他岁数大，没想法是好事儿。邻村杨庄的支书柳延庆还不到四十呢，跟他们村好多妇女都不清不楚的。”

等四人进了屋，李铁军婆娘忙活着搬了桌子，招呼他们坐下。女人有些“O”型腿，摇晃着身子从衣柜里捧出一个饼干盒子，扣开将麻将倒了出来。

铁军婆娘给几人的保温杯倒上茶水，回到厨房里继续和面。

“哗啦哗啦”的麻将撞击声散发着愉悦的因子，刺激着几个从城里返乡的农民。劳累了一年的他们，难得回来享受几天婆娘们的伺候。在每年仅有的几天惬意日子里，麻将、扑克、牌九变成了他们唯一的精神武装。

“南风。铁军哥，听说你和‘二蛋’打小在一个席子上滚，你说他那样的精神病有的好么？”杨树清做东打出一张牌，找了个话头调侃着。

“南风。铁军哥。老人们都说‘二蛋’挺可惜的。你俩不是同学嘛，你给我们讲讲呗，当年到底怎么回事儿啊？”下家杨树生想起了自己娘说过的话，顺着话头儿好奇的问着。

“东风。这事儿早的很了。七三年吧，我和‘二蛋’都在县城上高中。那年月，谁家都不富裕。他大哥在内蒙当兵，他爹在公社当干部，家里比我们条件好些。他个子大，吃得多，饿的也快。有一次吃不饱饭，就去一个偷着开酒馆儿的人家里要了一大碗面。结果被县城的同学看到，揭发了他。被打的满头是血，浑身没一个好地方……就是那时候给打傻了。哎，亏了他身板好，骨架子大，换了平常人，早就给打死了。”李铁军缓缓说道。

杨树清见杨树勇光顾着听铁军哥讲故事，摸完牌也不打一张出来，催促道：“出牌啊，看你跟傻‘二蛋’似的，吃牛粪都吃的美滋滋的。”

“南风。还别说，我就亲眼见过“二蛋”钻到咱村小学的牛棚里吃牛粪。咱哥仨命好，晚生十几年，没活过那个时候。”杨树勇嘻嘻的乐道。

“一饼。那时候也有那时候的好……那时候谁也不比谁有钱。”李铁军叹息道。

“碰，九饼。我听说‘二蛋’写了一手好字。我娘说以前我家过年的对联都是找‘二蛋’写。”杨树生说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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