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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汉施行以推荐为标志的察举征辟选官制度,原本实行状况良好,被推举得人大多是优秀人才,但是,这个制度延续一段时间之后,出了问题。一来做高官的人,周围的人对其子弟势必高看一眼,即使没有特别的托请,进仕途的高官子弟,往往也会被人优待。高官的光环投射到自己的子弟头,似乎非常自然。二来,由于在制度,高官有推荐人才的权力,对于被推荐人而言,荐主才是真正改变他命运的人,对他有知遇之恩。

待到被推荐的人日后也做了较大的官,也有能力推荐的时候,他们报恩的最佳方式,似乎是把恩人的子弟推荐去,如果已经进仕途,则在晋升方面拉一把。

于是逐渐形成了这样的局面,越是高官,其子弟越是做官的机会多,几代积累下来,形成了东汉末年的门阀。袁绍和袁术两个人资质平平,但仅因为两人出身四世三公的袁家,子弟门生遍天下,所以,起兵的时候,居然一时间形成为最大的两个军阀集团。到了魏晋南北朝时代,由于实行九正制,做官干脆成了官宦子弟的专利。

吏部选拔,只需查阅各人的牒谱便是。

众所周知,这个国家分裂,政治黑暗,主因是官僚制成为了变相的世袭贵族制。

彻底改变这种局面的是科举制度的执行。我们知道,所谓科举制,是考试取官。

无论什么人,平民还是皇族,只要通过相关考试,可以做官,其实,在科举时代,对高官和皇族也有优势,不仅子弟可以较好的学校,而且有门荫制度,高官子弟,可以通过门荫直接进仕途。但是,由于较严格的考试制度,使得这个时代形成了一种风气,凡是不从考试做官的官员,会被认为没有本事。

花钱的捐班自不必说,被人看不起。

而从门荫进仕途的人,也往往被人视为纨绔子弟,同样为人轻视。

风气所及,即便是皇帝,也不大看得起这样的人,所以,门荫出来的人,升迁也难。在这种情景下,即使高官子弟,只要有心走仕途,往往得走科举之路,真刀实枪考。有人研究,自隋唐以来的科举制度,能够保证大约有半数的及第者,出身小士绅和平民,另一半,多是官宦子弟。

现在国的问题,首先是在于长期以来,国家没有一个一以贯之的选官制度,高考制度一度成为变相的科举,但是即使在这种情况下,干部选拔依然有另外的途径,没有化的工农干部甚至还有晋升方面的优势。

即使在大学考试,高官子弟也曾有推荐入学的另外途径,使得高考的公平性大大折扣。在大学毕业生不包分配以后,虽然实行了公务员考试制度,但到目前为止,不仅这种考试还不是国家统一考试,而且进公务员队伍仍然存在其他途径。改革后对进公务员队伍实行的学历限制,随着五大毕业生,也是电大、职大、函大、夜大、自考这些毕业生的出现,很形同虚设。

而对于海外留学生却特别的优势,由于一些在国内考不大学的干部子弟可以通过花钱出国去留学,混一个学位,可以回来享受优惠。现在新生的官二代有相当多的人喜欢直接进仕途,趁父辈尚在任的时候,尽可能的晋升到一定高度。

这些抢官的官二代形成了今天大为舆论诟病的权力世袭现象。

其次,由于官本位的缘故,在任官员掌握了社会最多的资源,而国传统的家族观念,依然强国,无论官员本身是否参与,一定级别的官员子弟,无论做什么,只要在这个官员的影响力范围之内,都不言而喻的会得到人们的照顾。

如果这些官宦子弟经商,只要打出父辈的招牌,往往会一路顺风,获得平民子弟望尘莫及的便利。

在改革初期,很多往往喜欢利用父辈的余荫去下海经商,获取经济利益。这些人有的是宦商,有的是私商,但无论宦商私商,他们经商的途径,往往有权力的阴影。即使少数人真如他们所说,升或者致富,是由于自己的才干,由

于大环境所致,依然难以令人心服口服。

正如常识告诉我们的那样,官二代和官二代不见得都是坏人,贫二代也不见得都是好人。

但是,这样两种明显的不公平,加日益恶化的官民矛盾,必然使得官二代成为众矢之的。

事实,一些官二代疯狂抢夺资源,这也包括人事资源,他们的这种行为已经成为令人不敢恭维的官场风习的一部分,最大限度的为社会仇官的情绪添加了燃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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