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玉跟很多女孩一样，嫌自己没有出众的容貌，没事就喜欢拿镜子审视自己，做出诸多的假设来：如果额头再宽一点，如果鼻子再高一点，如果嘴巴再性感一点，如果牙齿再整齐一点，更重要的是，如果皮肤再光洁细嫩一点，不要老在脸上东冒出个痘痘，西冒出个痘痘，自己怎么说也都算得上漂亮。对女人来讲，最愿听到的是别人夸自己漂亮。其实这也不能怪女人，自古以来，“漂亮”永远是女人的本钱，虽然也有“红颜薄命”这种说法，但人们能记住的都是“郎才女貌”。社会在进步，可“郎才女貌”的思想观念没有进步，即使现实中把它变异为“郎财女貌”，但对女人的要求却始终如一，容貌依然是关键。同样为女人，一个美若天仙，一个白领精英，男人总是选择前者，而且越是成功的男人，越是选择前者。老婆美若天仙，更显男人的本事；而老婆挣得比自己还多，只能是自己无能。

夏玉的老家在苏北农村，父亲是木匠，除了干农活，还能靠手艺挣钱，家里也还过得去。她下面有一个弟弟，但因为父母都重男轻女，她总感觉在这个家里可有可无。从小到大她的生日是没人记得的，而弟弟的生日妈妈总会炖一只老母鸡，并烧香磕头。所以小时总盼着弟弟过生日，自己也可以沾光。当渐渐长大开始懂事了，心里便有了委屈。有次生日，她主动告诉妈妈，希望也能得到弟弟的待遇，可妈妈只给她煮了个鸡蛋，外加一个用面团捏的鸡，为这，她躲在人后偷偷哭过。别人不重视自己，自己越要努力争气。她的成绩一天比一天好，考上了镇重点初中，又考上了县重点高中，最后考进北京城的一所211大学。可父母并没有她想像中那样高兴，私下里算计着学费和生活费：家里虽有些存余，但那是留给儿子的，儿子虽然学习不好，大学无望考上，但订婚盖房娶媳妇也要一大笔开销。女儿，终归是人家的人，读再多的书，有再大的本事，那也是人家的媳妇，生出的娃跟人家姓，不是老夏家的根，这是千年不变的理！但现在女儿考上了好大学，乡亲们都来祝贺，就连邻居二娃他爹——当年因为?堆里一窝鸡蛋的归属问题，两家争得面红耳赤十来年不说话——昨天也主动打招呼了。女儿多少也算给自己争了面子，如果不让她读，不但被人骂，还怕孩子寻短见。左思右想，父母把女儿叫到身旁，双方达成了一个不成文的口头协定：父母可以供你上大学，但是你工作后，要月月向家里交钱，以供弟弟盖房娶妻生子。至于我们做父母的，也就不指望你了。

大学里的夏玉，刚开始还充满激情，对未来有着美好的憧憬。但一两年过去，感觉又回到了家里——可有可无。自己相貌平平，难以吸引他人目光，至今未收到一封情书；自己的口袋也很瘪，不敢参加舍友们经常的外出聚会，因为回请不起；还有自己既不会唱歌，也不会跳舞，更不会弹琴画画等各种才艺表演，校里各种各样的演出活动都和她无缘。每个同学都有自己的圈子，而她就是个孤独的点，一个人来，一个人去，一个人吃饭，一个人学习，别人不在意她，她也不关心别人。也挺好，从小到大她已经习惯，没有了热闹，也没有了麻烦。

直到大二那年，有一天吃完饭后回到宿舍，她突然发现腕上的手表丢了。这只有着蓝色表带的手表，还是她当年考上县重点高中时大伯送她的，这是她从小到大得到的最珍贵的礼物。大伯六十多了依然孤身一人，没有结过婚，和夏玉父母住在一个院内。小时候大伯会护着她，当爸妈骂她打她时，他便会发脾气，还会偷偷把院内未熟透的苹果摘下来让夏玉尝鲜。他逗夏玉玩，最喜欢做的游戏，就是将她扛在肩头使尽转圈，再把她放在地上，她便看到天在飞快地转，地也飞快地转，连大伯也在飞快地转。她笑啊，笑得眼泪都出来了。可是，大伯还没等到她读大学，在一个晚上睡下后就再也没有起来。

夏玉想到大伯，眼泪就会出来，这是她内心最温暖的记忆。她总是戴着手表，只要手表戴在腕上，大伯就还在她身边。现在，这块表丢了，她无论如何也要找到。她去了教室，没有；去了图书馆，没有；又去洗衣间，仍然没有。最后，她不报希望地走到食堂。食堂内几乎没人，门口却站着个男生，他盯着夏玉走来，看到夏玉在食堂内转了一圈失望地出来。就在她经过他身边时，他把手一伸：“同学，这是你的吗？”

那只蓝色表带的手表正摊在他的掌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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