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究决策花了一个月，真正调动到岗，只需要在会上宣布一下就行了，当天晚上，喝个散伙酒，或者是吃个入伙饭，第二天将领们就都到岗了。

第三天又宣布校尉、营尉级别的中层军官的人事变动，当然，大多是升职加薪，因为队伍扩大了，空出来的职位就多了。

然后就是各军主将任命“都头”及以下的底层军官，祝龙将任命权赋予各军主将，只需要向他报备就行了。

如此一来，军队骨架就搭建起来了，然后只需补充士兵就行了。

只是军队规模急剧扩大，严重影响了战斗力，需要一段时间的磨合和调整，才能恢复战斗力。

但想要恢复到之前的状态，至少需要几个月的训练，还有一场必不可少的战斗。

水军和守备军增员一倍，不像四大主力，一下子扩大四倍，所以这两只军队，战斗力水准保持得最好。

军队扩编的事情一完结，祝龙就给祝彪安排了任务封锁漕运！

表面上，这是祝龙对朝廷的报复。

实际上，祝龙是想逼朝廷招安。

大宋四条漕运，江南的那一条已经被方腊断了，山东的这条又断了的话，原本雪上加霜的大宋财政就濒临崩溃了。

宋朝是个奇葩的王朝，一直奉行花钱买平安，如果能用钱摆平麻烦，那就一定会用钱。

对辽，对西夏上贡岁币自然不再话下，连对国内也是如此。

每到荒年，朝廷就要招募士兵，将那些流民中的精壮都招入军队，剩下的那些老弱病残就构不成威胁了。

如此一来，“冗兵”就出现了。

早在宋仁宗时候起，大宋的财政就开始告急，后来的庆历新政、王安石变法，最直接目的就是搞钱。

也正是因为如此，所以皇帝都拼命支持，毕竟朝廷没有钱，最苦的是谁？是皇帝！

皇帝是老板，大臣们只是打工的，公司帐没有钱，只有老板才是最着急的，打工仔大不了不干了，回家种地去，反正老家还有良田万顷。

经过王安石变法，宋神宗富裕了，连他的两个儿子哲宗和徽宗都占了光，继承大笔遗产，这才有了湟河开边、收复青塘四州、以及对西夏形成压制等一连串的胜利。

结果到了道君皇帝这个败家子，忘了先皇的艰辛，装起文艺老中年，奢侈糜烂，不但将国库消耗一空，连江南这个财税重地都被他弄得民怨沸腾，狼烟四起。

这也为何道君皇帝为何重用蔡京，因为蔡京能搞钱啊！

可是蔡京并不是像王安石、张居正这样的政治家，通过改革，堂堂正正增加国家赋税，他是通过各种卑鄙违法的手段掠夺民间财富，害得许多富商大贾倾家荡产，跳河而死，老百姓苦不堪言。

就算蔡京不择手段的搞钱，大宋的财政也入不敷出了。

如果祝龙再封锁广济河这条往东京输送财富的大动脉，大宋的官员的工资都发不出来了。

如今七月了，正是农民收获粮食，交完夏税的时候，各地运转使都要将钱粮运送往东京。

这个时候，祝龙要跳出来截胡！

这就是祝龙的杀手锏！

一直忙于军队扩编的事情，好不容易稍微闲暇一点，祝龙才有时间处理其他事情。

议事堂内，他将总管钱粮的曾弄请来。

曾弄身后跟着两个人，一个是他的二儿子曾密，另一个是副手蒋敬。

蒋敬算账是一把好手，账目做得很漂亮，但也仅限于此。

他对钱了解不够透彻，没有大局观，在管理和运作方面，缺乏经验。

曾弄从一无所有，到富可敌国，最擅长经营之道，他不但会花钱，更会想办法赚钱。

他不像大宋三司使那样，没有钱就两手一摊，打报告让皇上缩减开支。

曾弄不会！

没有钱，他第一反应就是怎么样去搞钱，在他看来，这就是自己的职责，向祝龙哭穷，那是无能的表现。

他以为祝龙召他过来，是要询问祝家庄还有多少家底。

其实家底还不错，要不是一下子扩充这么多军队，至少还能维持个三两年，如今大军五万五千人，战马过万，还有家属、工匠、牲口、家禽，以及近六万俘虏，

祝家庄的粮食只能维持不到八个月了。

因为大战胜利后，大赏三军，府库里的银钱和布帛也所剩不多了，价值加起来也不过八十万贯，听起来不少，其实也就四个月的基本饷银。

虽然钱粮告急，但曾弄并不担心，一是他自己已经想出了生财之道，二是祝彪去封锁漕运，肯定是大丰收啊！

他打好腹稿，只等祝龙开口询问，他便侃侃而谈，不料祝龙开口第一句便是：

“曾老，你有路子买到北地的战马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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