摆渡的两位艄公。都是年龄挺大的两位老头。一位个子颀长，满头白发，清瘦的脸上透出慈祥，据说他年青时是一位蹩脚的木匠。可能是年龄大了，干不动木工活了，近水楼台先得月，摆起了渡。他家就住在学校近旁的一个孤岛上，和学校只隔了一条沟权。另一位则长的有些獐头鼠目，面目狰狞。他颈子很短，矮小粗壮，面无表情，常眼露凶光，住在水岸的东边。

可能人的行为和长相有着某种内在的联系。学生们并不知道这两个老人姓什么叫什么，但也不缺想象力，自然而然的就根据这两人的长相，与当时非常流行的一个电影中的两个人物联系起来了，一个被亲切的称为“洪常青”，另一个则非常对不住了，叫了“南霸天”。

过渡的费用是一分钱，早上给了，放学回来时就不要给了。

“洪常青”很和善，对没钱的或是不愿交钱的学生，他都摆渡过去，没说过一句难听的话，因而他的船上总是坐着满满的学生。“南霸天”则不同了，不交钱就不载过去，他的船上学生相对就少了许多。

学生都说“洪常青”好，说“南霸天”坏，刘伟达当时也是这么认为的。可当他从事了商业活动后，观念正好反转了过来。“洪常青”破坏了游戏规则，采用了一种投机的做法，表面上少收了钱，实际上则多收了钱，还落下了一个好名声。“南霸天”坚决的按规则办事，不通融，实际上吃了大亏，少挣了钱不说，还多吃了苦，回来不收钱，哪条船都可以上，更加悲催的是，他还得了个恶名声。

刘伟达后来在自己的公司里，反复的用这个例子来教育公司的年青职员。观念很重要，做的好，做的巧，可事半功倍。

世事实在是难说，正反都可以说，就像硬币的两面，需要哪一面，那就要看自己的需要了。

到了初二，刘伟达的内心中似乎多出了一种情愫。

这情愫有一定的倾向性，而且越来越集中。刘伟达还是和小兰一道去上学，但情形似乎悄悄地在发生变化，原来一直有说有笑，突然间话少了，有时甚至一句话都没有，低着头各走各的。

两人似乎都有了心事，但真要说出有什么心事，似乎又不能说出什么道道来，只是有一种既想见又怕见的感觉

女在十变，小兰突然间就成了大姑娘，皮肤白了，还透着淡淡的红晕，头发乌黑发亮，眼睛明亮清澈，腰身似乎变细了，臀部也变得浑圆了……这一切，对刘伟达来说，都挺神秘，也挺美好。他不敢正视小兰的眼睛了，也不敢正视小兰的胸部。

两人似乎都陷入了一种既朦胧，又害怕，又兴奋，又焦虑的情感之中。禁锢、说教，在自然的人性面前，还真的是苍白无力。这就像一颗种子一般，不论怎样严酷的生存环境，只要有了起码的生存环境，就会生根发芽，顽强的生长。

学校时不便说话，但星期天总可以到她的家中，和她说说话吧。可真的要去时，刘伟达腿就有些发软，还气短脸红，下了几次决心，转了几个圈圈，也只去了一次，说了几句不觉边际的话。

那次去，小兰的脸也是红红的，她没有正视刘伟达，但女人天生的就有这本事，漫不经心中总能捕捉到她要看的东西，刘伟达一直就在她的眼光笼罩之下。

这是怎么了，刘伟达感到有些困惑，原来的两小无猜，亲密无间，想去就去，想说就说，怎么突然间就感到生份了呢？

这不是什么生份，而是少年维特的烦恼，少女祝英台的怀春。几乎所有的少男少女都要经历这刻酷的情感折磨。

居佳美上初一了，但她没有去初中学校，而是在原来的小学就读。

这是由于学生数多了，原来的初中容纳不下，很多的小学，一夜之间就变成了带帽初中。老师还是原来的小学老师，能教不能教，没人会考虑这事。后来，还有了带帽高中，甚至还有人说要在乡村学校的基础上搞什么带帽大学。

带帽高中到是实现了，但带帽大学却没能实现。刘伟达就是在带帽高中完成了高中的学业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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