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

姥爷对于参军期间的事情记得极其细致，这一点从他的讲述中足以看出。

那天，姥爷依照参军后的时间线给我讲了几段经历，讲到后来转至地方工作后，就戛然而止，不再说了。我记录了三页稿纸，按照记者采访的思路很是简洁，当时记得整理后寄给了姥爷后来的单位，但时间太久，也没有很好的保存方式，也无法记得具体的内容了。现在，也只能凭借稿纸上的只言片语，简要还原一下事件的梗概。

其一。姥爷于1945年6月参军，被分至26军（鲁东）第四师12团3营8连，不过姥爷还是习惯称26军为华东野战军八纵，毕竟纵队改军是后期的事。某次战后，姥爷缴了一把冲锋枪，赶紧把自己的“汉阳造”换了，晚上奉命到附近巡防，不料走进了一队国民党士兵的休息场。姥爷说当时脑子一懵，端起枪打了一梭子弹，扭头就跑了，对方可能被吓一跳，没敢追，自己一气跑回驻地。等带着大部队包抄过去后，发现早都没影了，根据留下的痕迹判断，估计有五六十人。

其二。在“破袭战”期间，当时“敌伪合流”，姥爷所在队伍的主要任务是破坏胶济铁路线。一天，队伍收到消息，敌人将到张店北的小张庄附近抢粮，部队迅速集结两个营，潜伏在村子里。姥爷说，营长是个南方人，化妆成当地农民，还背着个粪筐观察敌情。他则半掩着院门站岗放哨，“刚参加行动，心里很害怕。”姥爷毫不掩饰当时的状态。敌人出现后，战斗打响，不曾想手里的冲锋枪卡壳了，好在提前埋伏的到位，战友也给力，前来抢粮的敌人被全部俘虏，我方无一人伤亡。战后，姥爷又把手里的枪换成了“大皮子”捷克造。到1946年大规模的解放战争打响，部队上的干部缺乏，“有文化”的姥爷被调到第四师民政工作队，开始负责一些后勤工作及打土豪、分田地等诸多事宜。

其三。1945年8月，鬼子宣布投降后，区域性的战斗还在进行。姥爷说，45年年底，部队收到消息，一队驻扎在章丘的鬼子宣布投降后，计划在夜里12点逃跑，逃跑路线预计是自章丘红山到张店乘铁路逃离。接到消息后，立即组织三个大队轻装堵截日军，但鬼子的装备明显好得多，又有大量汽车，加上其丢盔卸甲，遗弃辎重，咱们的部队没能赶上，但把鬼子的枪支都缴获了。

其四。1946年，各地区投降的鬼子都被赶出中国，姥爷的队伍收到一项重要任务——送鬼子。为什么要送他们呢，按照我军“优待俘虏”的政策，要保证投降后鬼子的安全。但是老百姓不理解啊，抗日战争那么多年，都恨死小鬼子了。姥爷说，开始在驱赶鬼子的过程中，老百姓半路拦截，有的直接爬上汽车，拿着刀就砍鬼子，坚决不同意让鬼子活着离开中国的土地。可是上级有要求，必须护送鬼子安全离开，于是在沿途一旦遇到老百姓，就得解释政策，实在解释不过去，就让打几下出出气。听到这，我说，还挺“喜人”来。姥爷严肃地说：“喜人？打仗可不喜人。”姥爷说，别看电视里那些“洋景”，有时车辆过不去，只得拿尸体垫坑，哪来那么多儿女情长。

其五。抗日战争胜利后，1946年国共有个“共同编制”，当时姥爷的部队按照国民党的部队进行整合，也划分上等兵、下等兵。姥爷说，还给我划了个“上等兵”，这个是真“喜人”。姥爷口中的“共同编制”是，1946年我军根据同国民党方面达成的《整军方案》对军队进行的复员整编。

其六。1946年夏天，是姥爷记忆中最热的一年。那时已经同国民党开战了，蒋介石调兵从青岛港登陆西进，当时只知道国民党的部队是“皖八军”，清一色的美式装备。姥爷说战场在围县和昌罗一带，我后来查一下，大约在现在青岛和潍坊交界的地方。战斗在夜间打响，姥爷说那时他刚好在撒尿，国民党的照明弹就升上空了，照得比白天都亮，当时大家都认为照明弹有毒，需佩戴木炭口罩或者吃蒜解毒，还给我背了一段“顺口溜”：敌人使用照明弹，战士吃头蒜，辣了一头汗。我想这或许是当时认知的一个误区，又或是敌人在使用照明弹时添加了生化武器，但姥爷记得真切，我也就如实记录了下来。那场战役误判了敌人的数量，姥爷说，“了解敌人不清楚”，原以为一个团的兵力，结果来了一个师，敌我数量悬殊，不得不撤退了。

其七。以下是姥爷陈述的几个主要战役，只有名称和简单的几个词的记录，估计是当时只听故事，没有认真记述。

1947年2月，莱芜战役打响。姥爷当时已在后勤部门，负责部队的物资、枪械弹药以及骡马等。印象最深的是，一院子一院子的国民党俘虏，有男人有女人，四五个人看一千多个战俘，期间还跑了一个。

1947年5月，孟良崮战役在临沂打响，战士们啃着水萝卜战斗。姥爷当时负责担架工作队，战斗打响，敌军一个排直接扔枪跑了。姥爷说伤员没抬着，抬了一担架一担架的军械物资。随后，姥爷又跟随部队，挺进大别山。

1948年11月，姥爷参战淮海战役。从后来的资料能够得知，淮海战役是我军牺牲最重，歼敌数量最多的战役，姥爷说战斗中俘虏了很多敌人，打仗的时候，虽然物资匮乏，但还是让被俘的国民党士兵吃好的，自己的战士吃孬的。1949年3月，姥爷跟随部队参加了渡江战役，胜利后，随即转战上海，打响了上海战役。在上海战役中，姥爷的部队分别攻陷控制了江湾机场和大场机场，他尤清晰记着，战斗中机场的汽油桶被点着，把天空映的通红通红的。

上海解放后，姥爷调至26军保卫部，当起了看守长，主要任务一是负责监狱管理；二是搜捕国民党特务。姥爷说，到了保卫部，就戴上了“大盖帽”，刚戴上时很不适应，跟国民党似的。姥爷在上海待了多久，没有记录，脑海中也没有什么印象了。

再到后来，姥爷去了朝鲜，参加抗美援朝，并获得了勋章，我一直保存在身边。

1952年11月，姥爷转业后，回到了家乡邻近的城市，从事起同在上海保卫部时相近的工作。其他事情便不再讲了。

或许，几十年的时光消磨了许多记忆；或许，有些回忆不想揭开。

（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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