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会不会太短了。”我低头看着穿在身上火红的衣服，农村传统的保守思想让我一时无法接受身上这刚好盖过肚脐的超短衣服。

“这样才好看。你可知道这件衣服我买了一百多块钱，就穿了几次，还新着呢。”说完还不忘摸了摸穿在我身上衣服胸前的灰白绒毛。

我没有心情跟她贫嘴，看着婉清拿在手腕上的白色外套满满的离别愁绪。

工作是四姐托朋友找的，在漳州移动外呼组工作。为我的事儿四姐婉清常常往返于厦门与漳州间，常常深夜到访，隔天清晨又匆匆离去。

四姐将我托付给她的朋友嘉玲，一到漳州我就住进了嘉玲租的房屋。她的屋子租在北京路那两排沧桑的三层楼瓦房里，一楼店面里是卖茶叶的，二楼跟三楼业主用木板将它隔成一个个十平方左右的屋子，方便租给外出工作却工资不高的人。

瓦房里的地板都是方形的红砖。通往二三楼的楼梯在一楼店面后方的斜角上。楼梯全是木质的，扶手上厚厚的灰尘盖住了岁月的痕迹，却掩盖不了岁月的沧桑。

踩着“吱呀，吱呀”木质楼梯上楼，我心里总害怕这楼梯会负荷不起我身体的重量而坍塌。就着头顶永不熄灭的昏黄灯光，我强压着心中的不安，一步一小心的往上走，不敢扶着满是灰尘的楼梯扶手，亦不敢扶着黑色的墙。

工作好多天了，漳州的雨一直下。上下班我要走好几条街道，从北京路出发，沿西华西路，经世纪广场，拐元光南路，在围竹附近一移动分部里上班。好几次撑着伞匆忙的前行着，差点儿摔倒在湿漉漉的街道上。我不知道自己是怎么过来的，明明心里满是苦涩，但跟同事相处时我总能心平气和的带着微笑，云淡风轻的聊着天。我很清楚自己没那么容易放下心底里的苦涩，没那么容易将自己解救出来，我想家，想父母，想弟弟，想学校里面的老师同学，想学校里同学给我取的外号，想他们跟我开的不大不小的玩笑，想家乡里的一切，想，很想那些突然被我遗弃的人与物。

四姐问我在移动外呼组工作的怎样，能不能适应这样的工作，我总温顺的点着头，接受着她给的关怀，跟她说一切都好。

四姐婉清来了几次宿舍后，嫌弃我住的地方离宿舍太远了，特地请假从厦门赶过来，拉着我到围竹找房子。从清晨看到华灯初上，终于在移动公司对面看中了一小小的房间。

我什么都听四姐婉清的安排，静静的听着她说话，偶尔插上一两句无关痛痒的言语。四姐看我这样，关心的问道，“小妹，是不是还想家。”

四姐一直叫我小妹，全家人也就她会这样叫我，后来进了长运集团，这个称呼也就伴随了我整个长运生涯。我不敢看四姐婉清，垂眼看着路面，掩盖下眼里闪动的泪光轻轻的点着头。我不敢再多说一个字，害怕一开口就会在四姐面前哭得不成样子。

最后还是没能把住处搬到围竹。四姐怕我独自一人居住胡思乱想，就继续让我跟嘉玲挤着十平方左右的小屋，过着有点儿人气的生活，直到病魔降临到我身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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