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伙子叫张万东，17岁，在长春围困战中，他们一家人恰恰在长春城内。

那时的长春粮食供应几近断绝，饿殍遍地，惨不忍睹。

他们一家随众踏上了逃难路。

回想那九死一生的逃难经历，不仅潸然泪下。

长春地处东北三省的中枢，战略地位极为重要。

“九·一”事变后，日寇扶持清朝末代皇帝溥仪成立了“伪满洲国”，将长春定为“国都”，改名“新京”。

他们家的住处离新京火车站很近，距满洲铁路医院简称满铁医院也不远。

记得，他和哥哥那时候在大和通小学读书，每天放学后，他和哥哥便拿着铁钩、篮子去火车站捡煤渣煤核，冬季生炉子用。

他的父亲在一家名叫金泰的日本蔬菜部打工，早出晚归，薪水勉强够全家吃上高粱米。

日本投降后，国民党军占领了长春，之前的四平之役，战斗非常惨烈，国共双方四进四出，以国民党军全面溃败而告终。

随后解放军对防守在长春城的国民党军队形成全面包围，切断了空中运输，要进行长时期的军事围困和经济封锁。

这使得长春城内国民党守军的粮食、燃料极度匮乏。长春市民也未免忧心忡忡，粮食眼见所剩无几了，这样的日子，啥时候是个头？

他和哥哥很早就停学了。

大和通学校被国民党守军占作战时医院，那时，长春有市民40多万，加上守军，共有50多万，吃饭成了大问题，于是，国民党守军就挨家挨户地去搜，去抢，三斤黄豆不嫌多，一斤高粱米不嫌少。

市民们不能眼巴巴地看着活命粮被抢走，上前与之理论、争夺，却只能白白地挨拳脚和枪托。

城内的粮食越来越少，加上有人投机倒把，粮价飞涨，从几元一斤涨至一万元一斤。

有家名叫裕昌源的酒厂，趁机把库存了3年的酒曲，以每斤6000元的高价卖了出去，委实发了一笔横财。

可是，发了霉的酒曲是有毒的，人吃后五六天从脚肿到脚脖子，半月后双腿就肿得不能行走了，有人挪出家门口倒下后再没有爬起来。

最让人揪心的是，有难民将喊饿的小孩领到胡同里，谎称给他买吃的，扔下孩子转身逃命去了。

他听人议论，这些扔孩子的大人原本不是那么狠心，皆因生活所迫，只好出此下策。

那些被遗弃的孩子，开始还有气无力“妈呀妈呀”地哭、叫，尔后声音越来越微弱，最后奄奄一息蜷缩在那儿死去了，大街小巷到处都有饿殍横陈。

这期间，他的父亲与他人合伙开了一个杂货铺，随着时势的动荡，杂货铺也黄了，家中的粮食全被守军搜了去，幸亏父亲早有准备，将仅有的一点大豆秘密藏在院子里。

那个时候，他的大舅也聚到了我们家，五口之家仅靠炒点大豆勉强充饥。

几个个月下来，难民们饿得受不了，便成群结队地逃出城去。鉴于城内居民成分复杂，尤其有不少国民党军政人员也化装成难民试图混出，刚开始时，围城部队对出城者稍做审查即予放行，后来一律禁行，大量饥民滞留城外中间地带，国民党守军又不允再度回返，结果出现了大批死亡。

围城部队发现这一现象后，就下令在指定哨卡放饥民过封锁线，并对出城的饥民予以救济。

他的父母和大舅也在商议全家如何安全出逃，可是，祸不单行，他的父亲由于经年劳累，年轻轻的患上了痨病，即肺结核，长时间的饥饿和忧心，旧病复发，又得不到及时救治，有一天下午，他的父亲握着母亲的手。

断断续续地说：“孩子他娘……你千万带他哥俩……回……山东……老家……”

说着，依依不舍地望了我们一眼，含恨离开了人世。

父亲溘然病逝，全家人像塌天一样乱了方寸，幸有大舅在旁一再解劝、催促。

“姐，人死不能复生。如今最重要的，是带着孩子们尽快逃离，再耽搁，恐怕走不成了！”

一句话提醒了母亲。

事不宜迟，次日草草埋葬了父亲，第三天下午，他们携带随身衣物、行李和仅有的几斤大豆，推起推车直向东郊奔去。

按说，回山东老家直接朝南走才对，可是，那时节，沈阳大连铁路已经瘫痪，而且是个“死胡同”；市民们早就传言，要想外逃只有三个口子：一是东边二道河子，出去奔吉林；二是西边洪熙街，奔公主岭、沈阳；三是北边的宋家洼子，所以，我们选择了东去的路线。

当天傍黑，他们赶到了东郊不知什么地名一个只有十几户人家的屯子，屯子里的人早就跑光了，他们落脚的这户人家房子挺好，屋内的锅碗瓢盆一应俱全。

随后，又有一些逃难者住进来，通过交谈得知，这地方是国共两军对峙的中间地带，再往东三华里就是二道河子解放军的关卡了。

卡子口每周开放一次，我们到来的时候，已过四天，也就是说，再忍耐三天，大家就有生存的希望了。

连日奔波，大家疲惫之极，不少人刚刚爬上炕，头还没挨着砖头，就响起了呼呼的鼾声。

晚上大约十点多钟，国共双方突然交火了，炮声、机枪“哒哒”声炒爆豆一样，震耳欲聋。

炮弹和枪子儿犹如节日焰火，拖着尾巴带着啸音“啾———啾———”地在屋顶上方飞泻，睡梦中的难民们如同惊弓之鸟，一骨碌从炕上蹦起来，连滚带爬跳下去，蹲在墙旮旯里大气不敢出。

他的母亲和几个女人则双手合十，默默祷告菩萨保佑：那要人命的“铁疙瘩”千万不要落进屋。

呼隆了大半宿光景，东方已经发白，枪声逐渐稀疏了，大家总算把悬着的心重又放到肚子里。

天明出门，忽见院子里还站着一大片茄棵子。

人们眼前一亮，赶紧拔一些，顾不得用水洗净，急忙下锅，柴禾棒子往灶洞里猛填。不一会儿，茄棵子煮好了，茄棵皮甜丝丝的口感极佳，大家你一根，我一根，津津有味地啃着。

那是他一生中吃过的最甜美的半顿早餐。

好不容易挨过了担惊受怕的三天三夜。

转天微明，三四百号难民拖儿带女一块来到卡子口，都希图早些脱离绝境。

解放军的战士待人真和气，他们要难民编成四行纵队，我和全家挤在靠前部分。点钟左右关卡开放了，大家争先恐后往外涌，二十分钟后，难民们全部走出了卡子口。

卡子口内外两重天。解放区人民处处为难民着想，在通往兴隆山难民营五六里地的路段上，当地群众设点发放萝卜馅菜包子———当然，这只是孩子们的特供，他也领了两个，而大人们必须到达难民营才能喝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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