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金旺死后，收账的难题落到了贵娇身上。可大抵是寸步难行，因为朱金旺死了，只留下一本账簿，未留有收据，外面的利息债基本上是收不回了。之前弯腰低头借钱的几户人家，一见朱金旺死了，纷纷都落井下石，既不认账也不吊唁。不仅如此，其他几户手头稍宽裕的人家纷纷指责朱金旺把三分利息降到二分，说是乱了规矩。

那些话是万万不能说给贵娇听的，她心太清，即使她受尽了生活的苦难，可她身上知世俗不世俗的情结依旧锋芒毕露。在送走朱耀后，她妥协了两个孩子改姓的事情，事情的原委以及真实的想法也就不得而知了。毕竟，封建认知是两头的玩偶，被看不到的细线慢慢缠绕，直至窒息。

“女孩永远是别人家的，是不能延续香火的。穷人家的孩子是讨不到媳妇的。”杨花枝这句话给我们重重一击。荷花最大的优点莫过于一字不差地听取了前一辈的经验。她开始疯狂的工作，她接了个深夜挑粪水的活，在浓重深秋的薄凉夜中，她枯瘦的身体里总是流淌着稍许萧瑟的味道。那个静谧且肆意的季节里，我的思绪仿若这秋季里被吵醒的落叶，揉着惺忪的睡眼在风的纹络里茫然地漂浮着。

在这岛上，如果不仔细观察，是看不见季节转换的。匆忙的务农、耐不住寂寞鸡鸭的身影、田地挥鞭的吆喝声、它们占据了下山岛独有的风貌，即使在抬头的瞬间，天空依旧是蔚蓝的，在初冬的怀抱里依然留有秋的痕迹，田间地头，村头沟河，还留有秋心酸的泪水，他们都在毫无交换着信息。某个不起眼的泥地泛着枯容却又繁花似锦的落叶，像一缕藏在大山温暖气流里的清冷空气，那些都被时光煮进了共同的大锅里。

可我总觉得，秋冬总是孤独的。

在走过了四十里路后，我累瘫在荆棘荒草地中。冬菊倒是善解人意的很，除了冷和饿以外，她没多少力气叫唤。她的病又加重了，日常晕厥已然成了家常便饭，还伴着咯血。眼下，我只能背着她去莲湖村找一个姓朱的大夫，村里人都说他医术高超，抱着死马当活马医的心理我们终于来到了莲湖瓦屑坝。

这是一个古老的渡口，由于战火蹂躏以及自然灾害频发，造成社会剧烈动荡，引发了人口的不断迁徙，移民们每日都在那乘船驶入茫茫湖水，驶向长江，也驶向了一个未知的远方。瓦屑坝是这些移民们对于故乡陆地的最后记忆，对于丧失了家谱和祖先记忆的移民后代来说，瓦屑坝就是他们的根。瓦屑坝那些聒噪的声音渐渐隐逸在寒风的缝隙里。初冬的莲湖，所有的声音都是萧瑟的，萧瑟的风、萧瑟的雁、萧瑟的湖水，还有我萧瑟的心情…

莲湖村很大，但户数不多，靠着不太正宗的方言以及村民的指路，我背着冬菊来到了那朱大夫的跟前。

他和村里老人描述的面貌不一样，没有神圣的关辉，没有居高临下的态度，更没有花白的胡子，只是一位近四十多岁的平凡男子。

“咯血多久了？”他用手张开了冬菊的眼睛，把耳朵贴近冬菊的胸前。

“一年多了。”我两手交叉，紧张地回答。

“服过药吗？”他坐在桌子前胡乱写着，都没抬眼看过我。

“喝过好几年的中药都没见效。”我一字一句地告诉他。

听到这，他终于抬起头，匆忙地瞥了一眼我，继续问道：“孩子多大了？”

“六岁。”

他点了点头，思索了片刻后站了起来，冷不仃的地道：“这病没办法根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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