更是有相当一部分的自然人组建起了一个名为“Blue os”，专门对调整者施行各种过度甚至过分行为，但明面上却自称是“关心环境保护与人类发展”的暴力宗教组织。据说他们一手策划并导演了多起针对调整者的恐怖袭击，但当局对此却熟视无睹。

宗教对于科学进步的反对不止一天两天了，但是这种以发动恐袭作为实现诉求手段的宗教组织，他们发展最为迅猛的地域，不是观念依旧落后的中东地区，也不是一直被冠以“侵犯人权”名声的东亚共和国，反倒是一直以来标榜着自由主义与精英政治的大西洋联邦！

两世为人的杨铭自然从中嗅出了一点不一样的味道，但奈何他人轻言微，而且并不想，也根本没有方式掺和到这种事情中来。

不久后，以大西洋联邦为首的几个国家开始了对调整者国民的全面驱逐，生活在地面上的调整者只有两条路可走——一条路是留在地表的一些不排斥调整者的国家，而另一条则是乘坐票价昂贵的穿梭机前往人口几乎全部都由调整者组成的L5工业殖民卫星****.L.A.N.T.。

杨铭的姑妈虽然不是调整者，但是她的丈夫以及杨铭那两个8、9岁的弟弟妹妹都是调整者，他们最终选择了乘坐穿梭机前往P.L.A.N.T.寻求新的生活出路，虽然一开始他们也打算带上杨铭，但最终却因为昂贵的票价不得不向现实低头。

就这样，在C.E.56年初，仅仅过了一年安稳日子，甚至还没过十二岁生日的杨铭再次变成了孤苦伶仃的一人，虽然父母那还算丰腴的遗产，以及姑妈一家自愿赠予他的房产都能让他勉强生活下去，但是根据联邦的法律法规，不满十八周岁的未成年人必须有一个法定监护人来抚养他们长大。

为了不被民政局丢进福利院，他只能接受了安排，成为了一位素昧平生的玛莎·雪莱女士的养子——这位雪莱女士是一位四十多岁的单亲妈妈，拥有一个已经成年，如今在联邦海军军官学校学习的女儿。

有了新家长的杨铭跟着自己的养母从纽约返回了她在新罕布尔什州康科德市的老家，这里不比纽约市的繁华喧闹，但是这种慢节奏的环境，反而更让杨铭感到舒适，康科德的街区邻居们友好而悠闲，夜里也不会遇到拔枪就射的黑人社团。

杨铭在这里过完了十八岁之前的六个圣诞节，读完了中学的七个年级，并成功考取了州立大学的法律专业。在这其间他还与自己的“姐姐”，也就是玛莎的亲生女儿塞拉·雪莱见过几面。

杨铭对塞拉的印象很深刻，他第一次开车去机场接塞拉回家的时候，就亲眼看到过这位大他足足七岁的“姐姐”在路边毫不费力地给了一个搭讪的社团成员来了个重重的过肩摔。

塞拉在海军军官学校完成了自己的学业之后，被分配进入了大西洋联邦宇宙军第二舰队，由于工作特殊的缘故不能经常回家，倒是经常写信给自己的母亲与“弟弟”，但是在60年的时候忽然就失去了音讯。

非常不巧的是，在塞拉“失踪”之后，玛莎就在工作岗位上倒下了，医生确诊她患有脑部的恶性肿瘤，而且已经是发展到了中晚期，而对于如今的科技水平来说，癌症依旧是久攻不下的不治之症之一。

失去了工作的玛莎只能卧病在家，长期服药与各种检查、诊疗很快就使得家中的经济岌岌可危，以至于杨铭要在寒假里同时打三份工才能交得起自己第二年的大学学费，而他同时还要照料着一天内大多数时间都只能躺在床上的玛莎。

C.E.63年1月中旬，玛莎因为脑部肿瘤的压迫陷入了持续昏迷，只能通过鼻饲管饮用流质食物保证饮食，在经过了半个多月的挣扎后，最终在东亚农历春节的那天初永远地停止了呼吸。

杨铭用自己打工赚来的钱为玛莎举办了一场小小的，但还算体面的街区葬礼。他没在葬礼上落一滴眼泪，只是默默地亲自为玛莎的坟茔，添了第一抔黄土。

他也没有动用玛莎留下来的任何遗产，他想将这些全部都留给了彼时依旧不闻音讯的塞拉，而自己也拒绝了导师的好意援助，连大一下学期的学业都没完成，就直接从州立大学辍学了。

独自一人的春节过后，杨铭从康科德离开，回到了阔别已久的纽约。他将姑妈在皇后区留给他的那栋二层洋房租了出去，凭借着每个月收取的租金，住在布鲁克林区的一栋廉价公寓楼内，与帮派成员、瘾君子以及站街女成为了邻居。

在之后的两个月里，他在餐馆刷过盘子，在修理厂修过车子，在酒吧做过鸡尾酒，索然无味地度过了这段时光，直到63年6月，与一个熟人的相识，彻底改变了杨铭浑浑噩噩的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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