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统皇帝刘维箴,综其帝王生涯,最让人诟病的,不是政治上的不作为,而是贪恋美色、耽于享受、宠信宦官。前者出了问题,自有执政大臣们担责背锅,而后者,则是评价一个皇帝德行的重要指标。
虽然,后者很多时候往往能视作皇帝的私务,无关大义大节,但实际情况显然不是,皇帝的家事与国事可没法这么简单地切割开来。
皇帝的表现如何,对帝国的影响从来都是深远的,包括刘维箴这样一个太平天子,毕竟,他坐在几代先皇打下的基础上。帝国体制赋予皇帝的权力,即便染上了尘埃,其根本上依旧是强势的。
而刘维箴,在享受了二十多年美色之后,也终于遭到反噬,并且,将朝廷内部最大的矛盾彻底引爆。
二十四年初春的“马上风危机”,刘维箴是实实在在往鬼门关走了一遭,事发之时,如非宫娥尖叫,侍候在外的宦官蔡诀闯了进去,凭着自身掌握的“医学经验”,采取了一定紧急措施,或许刘维箴当场就驾崩了。
在这里,需要讲一讲蔡诀,这真的是个老谋深算的大太监,鉴于皇帝渔色的习性,私下里,很有预见性地同御医学习相关急救知识,以备不时之需,最后还真用上了......
但即便如此,在一干大医国手的努力下,又是施针,又是用药,刘维箴也足足昏迷了一日多,方才苏醒过来。
作为帝国皇帝,尤其一个在位时间不算短的皇帝,对于帝国的整体格局而言,就是一个最佳稳定器。
即便他怠于政务,久不临朝,但只要他待在皇宫中,修道也好,渔色也罢,他存在着,那么不管外朝斗得有多凶,政局有多乱,都是有个最基本限度的。
当然,所谓的“底线”其实是很低地,真到那个程度,那么大汉帝国的毛病也必然很是深重的。而有一种状况,则能够轻易突破所谓政治斗争的底线:天崩地裂。
在大汉帝国,难道还有比皇帝大渐更严重的事情吗?绝对没有!
比起煌煌至尊之位,那些权贵们争得头破血流的尚书令之职,又算得了什么?
当然,不是因为刘维箴这一倒下,大汉帝国冒出了多少乱臣贼子,而是因为,当帝国面临天变之际,那此前政治斗争原则也将发生根本性的变化。
还是那句话,一朝天子一朝臣,其中牵涉的权力、利益之争,是以让所有局中人刺刀见红。
于是,当消息传开之后,各方势力闻风而动,不只是在朝重臣,许多沉寂已久的勋贵也都忍不住浮出水面,至少有密切观望局势发展的举动,京畿流言风起,局势波诡云谲。
当然,所有人秘密应对准备之余,最关心的,除了对手的动向,便是皇帝的具体状况,而一切行动的准则与前提,都以龙体安危为先。
刘维箴昏迷了整整一日还多,而一日的时间足以发生天翻地覆的变化,也可以想见,在此期间,随着时间流逝,宫廷内外是怎样一种紧张的局面。
在这样的氛围下,作为尚书令的王士廪,也不可能无动于衷。甚至于,迫于几年来朝中始终高企的政治压力,他不得不采取一些更为积极的应对策略,而凭借着尚书令的权威与便利,他也能做得更多。
但有些事情,往往是多做多错,尤其王士廪本身就处在一个敏敏多扰的位置上。
如果可以,王士廪也希望刘维箴能够圣寿延年,但情况紧急攸关社稷安危了,做一些应对准备也是应该的,毕竟也是为国家大局考虑,他可以做此解释。
于是,在确认皇帝昏迷,并且长时间不见好转之后,王士廪开始行动了。
如果说,联(强)合(迫)众宰臣,对朝廷诸部司衙署进行紧急管控,还属他职权范围内的维稳措施,那么以尚书令名义,敦促枢密院下达戒严令,乃至于越过枢密院与几名禁军将领取得联系,并通过武德司监察京畿,这系列行为就很难逃脱逾制乱法的嫌疑了。
王士廪的祖父王玄真,履历实在丰富,从武德使到封疆大吏,再到辅政宰臣(康宗时期),给王氏子孙打下了丰厚的底蕴。当王土廪崛起之时,那些底蕴也就逐渐转变为实力。
经过二十多年苦心孤诣的经营,王士廪的影响力已经十分广泛,几乎覆盖帝国军政的方方面面,其中并不乏强力实权部门。
由此可见,正统时代下王士廪这个尚书令的权威有多强大,也可知在过去的八九十年间,帝国政治发生了怎样巨大的变迁。
若是在世祖时期,宰相把手伸多长,他坟头的青草便有多高,最典型的例子,莫过于当时与赵普相争的卢多逊了。即便从太宗时期开始,对“首相”的定位越来越清晰,但对其权责也是有相当严厉的约束的,世宗皇帝就更不用说,他统治生涯中,有很大一部分时间与精力都花在收权、揽权,强化皇权上。
也就是到刘维箴继位后,尚书令的权威是一任比一任强,直到出现王士廪这样一位权谋家。但有一说一,王士廪的出现,天时地利人和缺一不可,得是在这样一种“特殊”的历史时期及条件下,方才崛起这样一个权相。
与此同时,以汉帝国上百年方形成的政治生态与格局,其强大、顽固程度,实则也非王士廪所能轻易撼动。问题的关键,还在于皇帝刘维箴。
也就是在倒台之后,王士廪才真正、重新认识到,比起皇帝的信任与支持,他二十余年所积攒起来的权势,只是空中楼阁,缺少了刘维箴的背书,就像抽掉了柱梁,面对那些早已深根于帝国方方面面的功臣老贵的反扑,最终也只有轰然倒塌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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