景元四年（公元263年）夏，司马昭准备伐蜀，与众人商量后说道：“自在寿春平定叛乱以来，士兵已经六年没有战事，制造兵器，修缮盔甲，准备对付吴蜀二虏。如果灭吴，大略计算一下，造战船，开水道，得用千余万个工日，这就要十万人一百几十天才能完成。另外南方地势低下气候潮湿，必然会发生疾疫。当今应先取蜀，灭蜀三年之后，借巴蜀可以顺流而下的有利地势，水陆并进，这就像历史上晋灭虞定虢，秦吞韩并魏那样容易了。蜀战士据统计有九万，驻守成都及守备后方诸郡的不下四万，余下的不过五万。如今将姜维拖在沓中，使他不能东顾，然后大军直指骆谷，出其空虚之地，以袭击汉中。蜀军若各自据城守险，必然兵力分散，首尾隔绝。我们可以调集大军破其城池，派遣散兵占据村野，剑无暇守其险，关头无自保之力。以刘禅之昏庸，外面边城陷落，内部士女震惊，其灭亡是可以预料的。”

征西将军邓艾以为蜀尚无祸乱之机可乘，屡次提出不同意见。司马昭感到忧虑，派主簿师纂到邓艾军作司马，寻找机会劝说，邓艾这才奉命。于是征发四方之兵十八万，使邓艾从狄道到沓中进攻姜维，雍州刺史诸葛绪从祁山出发驻军武街，断绝姜维的退路，镇西将军钟会率领前将军李辅、征蜀护军胡烈等从骆谷进攻汉中。

八月，大军从洛阳出发，大赏将士，列阵誓师。将军邓敦提出蜀不可伐，司马昭将他斩首示众。

九月，又使天水太守王颀攻姜维营，陇西太守牵弘在前面截击，金城太守杨欣进军甘松。钟会所率军队分为二队，一队由李辅率领，经过斜谷，将蜀将王含包围于乐城，又使部将易恺在汉城进攻蜀将蒋斌。钟会率一队直指阳安，护军胡烈攻陷关城。姜维闻讯后率军退回，王颀追击姜维，在强川打败蜀军。姜维与张翼、廖化合并共守剑，钟会进攻剑。十月，因各路军频繁报捷，曹奂以春秋时晋国的故地，共十郡，方圆七百里，封司马昭为晋公，晋位为相国，加九锡。

十一月，邓艾率万余人从阴平越过绝险的大山进至江油，在绵竹大破蜀军，杀死诸葛瞻，首级传往京师。又进军雒县，蜀主刘禅投降。曹奂命司马昭以相国身份统摄朝政，于是送上新职符节，去掉侍中、大都督、录尚书的称号。司马昭上表让邓艾为太尉，钟会为司徒。钟会暗地谋划叛逆，因而秘密派使者诬陷邓艾。

景元五年（公元264年）正月，用运囚犯的槛车召邓艾入京。初四，司马昭挟魏帝曹奂西征，驻军长安。当时，曹魏的宗室都在邺城，命从事中郎山涛兼管军司事，镇守邺城，派遣护军贾充持节、督诸军，据守汉中。不久钟会在蜀中谋反，监军卫瓘、右将军胡烈攻钟会，并杀了他。邓艾及其子邓忠等尚未见到司马昭，也在路途中被卫瓘派田续所杀，邓艾仍在洛阳的儿子都被诛杀。

当初，钟会将要伐蜀，西曹属邵悌对司马昭说道：“钟会很难让人放心，不能使他伐蜀。”

司马昭笑道：“取蜀易如反掌，而众人都说不可，只有钟会与我意见一致。灭蜀之后，中原将士人人思归，蜀之遗民尚有恐惧之心，钟会即使有叛逆之心，也不会实现的。”事情最后果如司马昭所料。

景元五年三月三十日（公元264年5月2日），魏元帝曹奂再次下诏拜司马昭为相国，封为晋王，加九锡。

咸熙二年八月辛卯日（公元265年9月6日），司马昭病死，时年五十五岁，葬于崇阳陵。九月，司马昭被追谥为文王。十二月，其子司马炎代魏称帝，国号晋，史称西晋；司马昭被追封为文帝，庙号太祖。

帝王时期的中国，得国不正者多矣，然而遭到口诛伐最厉害的，无疑还是司马懿父子。其实司马懿父子的所作所为，跟其他篡权谋国者大致相同，之所以被单独拎出来批判，只因为他们在篡权过程中，做了四件令后世极为不齿之事，即对政敌动辄夷灭三族、摧残名士、毫无政治诚信，以及公然弑君。

对政敌动辄夷灭三族。政治斗争是男人间玩的“死亡游戏”，失败者要认赌服输。但对于获胜者来讲，如果还没到万不得已的地步，很少会在处决对手后，还要株连他的家族。汉朝以“孝”道治理天下，政治人物大多能秉持“以孝治天下者，不害人之亲；施仁政于天下者，不绝人之祀”的观念，在击败对手后，就算不能保全其整个家族，但至少要为其留后，使其不至于断嗣绝种。这规则，即使连曹操这样的好杀之人都懂。

但在司马懿父子看来，以上规则就是“妇人之仁”，就是个屁。司马懿父子对待政敌一向果于杀戮、毫不手软，动辄对政敌夷灭三族（父族、母族、妻族），而且不分主从、亲疏，直杀得对手人头滚滚、断子绝孙。不仅如此，即使是身边最亲近的人（如司马师的发妻夏侯徽），一旦被发觉有可能阻碍其实施阴谋，司马懿父子也会无情地予以铲除。后世的政治斗争之所以没有底线，正因司马懿父子开了“先河”。

摧残名士，钳制言论。正所谓“人之云亡，邦国殄瘁”，如果天下的贤士都被杀光了，或者因为对死亡充满恐惧而不敢发声，那么国家的局势就会危峻万分，稍有不慎便会亡国。所以善于治国者，必定要为国家保留住贤士，保留住“读书人的种子”，不仅让他们活着，还要让他们发声，就算他们说的不中听，也就能忍则忍。这些贤士在两汉三国期间便是“名士”。

两汉期间，皇帝、权臣即使再讨厌名士，其报复手段也就止于禁锢而已。然而自司马懿父子上台后，不仅对敢于反对他们的名士痛下杀手，就连稍有异议或腹诽心谤之人，同样也会举起屠刀，直杀得名士钳口、重足屏息才满意。魏末晋初名士群体中，之所以会盛行放浪形骸、消极避世的现象，原因便是司马懿父子实施“白色恐怖”、动辄诛杀名士所致，这后遗症一直延续南北朝才结束。

毫不讲政治诚信。在政治斗争的“死亡游戏”当中，虽然讲究诚信看上去有些迂腐、荒唐，但既然信誓旦旦地承诺了某事，就要切实遵守。尽管这承诺是形式上的，尽管可以“秋后算账”，但前提是一定要有个时间差，“君子报仇，十年不晚”，说的就是这个道理。比如曹操，在这一点上便做得很好。

但在司马懿父子眼中，讲究政治诚信？无异于痴人说梦！父子三人一向以食言自肥、出尔反尔著称，毫不讲游戏规则，连起码的政治诚信都没有，视违背诺言、出卖“战友”为儿戏，甚至都不屑于伪装。例如，四朝元老蒋济、王凌先后被司马懿当猴耍，前者劝降曹爽，后者主动归降，但结果无一例外被司马懿诓骗，蒋济最终羞愧气郁而死，王凌自杀后被诛灭三族。司马懿父子视承诺当屁，也难怪后世对他们万分鄙夷。

公然弑杀皇帝。人臣之罪，莫大于弑君叛国。两汉之间权臣为数并不少，间或也出现过暗害皇帝的事件，但无一例外都是在暗中进行，从不敢光明正大地搞。例如霍光疑似毒杀汉昭帝、王莽毒杀汉平帝、梁冀毒杀汉质帝、董卓鸩杀汉少帝事件，全部是在偷偷摸摸地完成，天下人即使有猜测疑虑，也难以抓住确凿的把柄。

但到了司马懿父子这里，这套暗中弑君的行为，他们根本不屑一顾，既然要弑君，便要光明正大地杀，即使天下人看不惯，他们也毫不在乎。魏帝曹髦因不满司马昭专政，率卫士讨伐逆贼，结果在南阙遭遇司马昭军队的拦截。按照以往权臣的做法，就算是有弑君之心，也要先行废黜，然后借故暗杀。然而司马昭竟然指使贾充当场弑君，令天下大骇。然而司马家即使开此先例，后世权臣依然鲜有效仿者，更可见司马家行为之卑劣。

司马懿父子阴鸷狠毒、奸诈虚伪，为了上位做出的恁多卑鄙事，实在是令人不忍细观，甚至连晋明帝在听闻祖上的事迹后，也羞愧万分，直言司马家的江山难保。如此卑劣龌龊的父子“三人档”。（本章完，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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