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主要是因为东北地区，特别是辽宁省，在收复数十年以后，其人口规模、经济生产，都已经完全恢复，而且实现了远超万历年间的繁荣发展。

带有一定国营质的海运招商局，如今已经无力完全吃下渤海、黄海和东海一带的海上运输生意了，朝廷遂开始完全开放北洋航线，许商船商运。北洋航线的北端，由天津上延至营口，同辽河联运。如此，由沙船每年向上海运送的货物，“关东豆麦，不下五百万担”。而由上海运往辽东、京津，主要以松江棉布为主，杂以丝茶糖。

上海在此时逐渐由一个默默无闻的小县城，发展成为南北航运业的要冲，这主要是由于松江布市的繁荣，上海作为松江府的出海港口，因此获得了城市发展的便利条件。

江南的沙船业逐渐臻于极盛，上海一直聚集有三千六百号，以每号船造价为万两计，其船商所投放的固定资本为天文数字。

正因如此，其在船只投入运营后，资金难免捉襟见肘，因此所需的流动资本一般都由钱庄融资。一般的作惯例是这样的：沙船在出海前向钱庄借入大宗款子，在上海备齐货物，前往南北洋销售。往北地去的沙船，运回大豆、食油，往闽粤去的沙船，则运回木材。此为无抵押信用贷款，若沙船平安归来，则船主和钱庄均获厚利；若遇到风浪沙船倾覆，则钱庄血本无归，很可能就此破产。

到天法朝的三十年代时，上海钱庄已经有一百二十多家，大多跟航运业关系密切。这或多或少养成了后来上海滩的金融业格，那就是以信用贷款为手段，大胆冒险，投机为主。

在大顺的金融行业，除了金陵人、苏州人、松江人以及后来的上海人十分活跃以外，广东人和福建人也先后入场。

福建人是此时西太平洋和南中国海上的绝对霸主，其势力不仅彻底压倒了荷兰人，而且还可以在印度洋上同执掌海上贸易路线的呆迷儿帝国商人争霸。

广东人则主要依靠移民活动，大量钱庄从业者奔赴南洋，如吕宋的一系列新兴钱庄、票号，三分之二以上即由广东人创办——青丘州发现金山以后，多数淘金者也是广东人。

大顺朝廷经过了天法朝三十年代初的一系列内外危机以后，虽然对外彻底削平了准噶尔部，结束了旷持久的东瀛战争，对内平定了织工之乱，基本上完成了对科举制度和教育制度的改革。

但是顺朝却在南洋地区和中亚的河中地区，陷入了同远较准噶尔部强大的呆迷儿帝国的争霸战中，朝廷的财政压力与俱增，即便顺朝一年的岁入，此时已经达到了二亿银元之多，也难以支撑起如此庞大的巨额支出。

早在十年前，朝廷就强行发行过不兑现纸币“官票”和“宝钞”，但由于缺乏准备金，刚落地就大规模贬值，物价则飞速上涨。没有多长时间，纸币已成废纸，户政府不得不明令废止，天法年间的第一次纸币改革彻底失败。

这场十年前的闹剧还历历在目，因此再怎么缺钱，朝廷也没人敢提再次发行纸币。如此，只能靠向民间票号谋求贷款，以解决燃眉之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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