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天早上，耀祖没有画画。

她平时吃完早饭就会搬着小板凳坐到门口，拿粉笔在地上画小人——头下面直接连着两条腿，胳膊从头上长出来，像一只快乐的青蛙。她画了一排又一排，走廊的水泥地上全是她的青蛙小人，刘姨每次经过都要绕开走，“莫踩到耀祖的画”。但今天她没有画。她坐在门口的小凳子上，两只手放在膝盖上，眼睛看着巷口的方向。

光宗从屋里出来，手里端着两碗稀饭。她把一碗递给耀祖，耀祖接过来，没喝。

“怎么了？”

“有人要来。”

光宗顺着她的目光往巷口看了一眼。巷口没什么人，只有一个收破烂的老头骑着三轮车经过，车上的废纸箱摞得老高，在晨风里晃晃悠悠的。

“谁要来？”

耀祖说不清楚。她只是觉得心里慌慌的，像有什么东西压在胸口上，不重，但闷闷的，像要下雨之前那种闷。空气还是那个空气，但她吸进去的时候总觉得有什么味道不对——不是臭味，是陌生的味道。

李秀兰在屋里收拾碗筷，听到耀祖的话，手里的筷子停了一下。她走到门口，看了一眼耀祖——女儿坐在小凳子上，两只手规规矩矩地放在膝盖上，不像平时那样晃着腿哼歌。

她没有问是谁。她知道耀祖的感觉一向很准。小红系鞋带那天，耀祖就觉得她是个好人；陈嫂给糖那天，耀祖就觉得嘴里发苦，事后都应验了。

她放下筷子，转身回了屋。再出来的时候，手里拿着那本牛皮纸封面的账本。她把账本放在桌上，正对着门口。

下午两点，计生办的人来了。

两个男人，穿着灰色中山装，夹着黑色公文包。他们站在筒子楼门口往里张望，其中一个拿出纸条对了对门牌号，然后问走廊上择菜的刘姨：“许建国家的在不在？”

筒子楼的走廊上瞬间安静了。刘姨择菜的手停在半空中，一根豇豆从她手里滑下来掉在地上，她没捡。楼上晾衣服的把床单晾了一半忘了拉拉链，水珠顺着床单往下滴，滴在楼下晾的棉被上，棉被的主人也没注意到。有人从窗户里探出头看了一眼，又缩回去了。计生办上门意味着一件事：有人举报超生。

李秀兰从屋里走出来，在围裙上擦了擦手。“我就是。”

两个干部对视了一眼。大概没想到她会这么平静。他们进了屋，李秀兰给他们倒了水——不是茶叶，就是白开水。

那个年轻点的干部接过杯子，杯口缺了一小块瓷，他转了一下杯沿，从另一侧喝的。李秀兰认出了那个杯子——是家里缺了口的那只，平时没人用，她把它洗干净放在桌上应急。她想起上次用这个杯子的人是大姑许招娣，端着它坐在角落里，水没喝一口，眼泪掉了下来。

“有人举报你超生。”年长的干部翻开公文包，拿出一张表格，语气公事公办，“说你家有三个孩子，超了一个。还说你做了结扎手术是假的——‘假结扎，真超生’。”

李秀兰没有慌张。她走到柜子前，拉开抽屉，拿出两样东西。一样是结扎手术的证明，盖着厂卫生院的红章，日期是两年前。另一样是账本。

她把账本放在桌上，翻到第一页。“1980年霜降，鸡蛋八毛。两个女娃，健康。”然后她继续往后翻，每一笔支出都清清楚楚——光宗的学费、耀祖的铅笔、两个孩子的布鞋、冬天的棉袄、夏天的凉鞋。许建国的工资。买菜的钱。借出去的账。还回来的账。

她没有解释。她只是把账本摊在桌上，让那两个干部自己看。

他们翻了几页，又翻了几页。账本上的字不好看，但每一个数字都写得端端正正。一个筒子楼里的妇女，把一家人的账记了这么多年——不是记一天两天，是从孩子出生的那一天开始，每一笔都在。

年长的干部合上账本，站起来。他把表格收进公文包里，拉链拉上。

“打扰了。”

走的时候，年轻的那个干部回头看了李秀兰一眼。她站在桌边，手还按在账本上，跟刚才他们进来时一样——不慌不忙，不卑不亢。他大概这辈子见过很多被举报的人，有的哭，有的骂，有的跪下求情。但他没见过这样的——拿一本账本，安安静静地放在桌上，让他们自己看。

两个灰色的人影消失在巷口。走廊上渐渐恢复了声音——刘姨继续择菜，楼上晾床单的把床单拉直，有人在大声问“怎么回事怎么回事”，有人压低了声音回答“计生办的，被人举报了”。然后是一阵意味深长的沉默。

光宗站在门口，看着院子那头陈桂英家的窗户。

窗帘拉着。陈桂英平时不爱拉窗帘——她要随时掌握院子里的动态。今天她拉上了。

“姐，你在看什么？”

“是她。”

“谁？”

光宗没回答。但她看到了。早上她去公用厨房帮母亲打热水的时候，经过巷口的电话亭。

陈桂英在里面，背对着巷口，话筒贴着耳朵，声音压得很低。电话亭的玻璃门上蒙着一层雾气，看不清她的脸，但光宗看到了她握着话筒的那只手——手背上青筋暴起，跟她在麻将桌上说人闲话时一模一样。

她出来的时候看到光宗，愣了一下，然后笑着说了句“光宗啊，这么早起来帮妈妈干活，真乖”，快步走了。光宗站在原地，看着她肥胖的背影消失在巷口。

晚上，耀祖坐在床上，抱着膝盖。她已经这样坐了很久了——从计生办的人走后就没怎么说话。

光宗坐到床边。她刚洗过脸，额前的碎发还湿着，一缕一缕地贴在脑门上。

“你是不是早就知道有人要来？”

耀祖点头。她说不上来为什么知道，但她知道这种“知道”跟系鞋带和糖纸一样——不是用眼睛看到的，是用心里的某个东西感觉到的。

那个东西像一只小小的触角，伸出去，碰到好人就暖，碰到坏人就凉。但今天早上，那个触角碰到的是“危险”。不暖不凉，是针尖一样尖的感觉，戳了一下，胸口就开始闷。

“你以后感觉到什么，先告诉我。”

耀祖抬起头看着姐姐。光宗的眼睛不大，但乌黑，像两颗刚从河底捞上来的石子。她说话的语气跟平时一样——不重，不快，但每个字都像钉在墙上。

“为什么？”

“因为我能猜到是谁。”

窗外，轮渡的汽笛响了。声音从江面上传来，穿过防洪堤，穿过筒子楼薄薄的墙，穿过这间小屋里姐妹俩之间沉沉的沉默。耀祖把手从膝盖上拿下来，放在姐姐手心里，跟平时一样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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