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叫周锐，今年四十一岁，曾经是一名出版人。五年前，我离开中国，定居在了芬兰城市赫尔辛基。此刻是我回国第一天晚上，我是来参加我曾经的一位作者——当然，也是我的好朋友余岚——的新书发布会的。

十一年前，我们在清远相识，此后一起合作了多年。没有余岚，就没有我事业上的黄金时代。

这些年来，余岚用实力证明了自己是一位独一无二的小说家。只是，后来发生了一些不愉快的事，我们不再合作了。我也受困于抑郁症，关了公司出国休养。若不是余岚现在的出版人的力邀，我是不会回来的。

可是抱歉了，我到底没能准时如约。我即使不说，你也猜得出来：此刻我坚信就是我人生的终点了。我死后的一切事宜我都会全权委托给我的好友余岚，也包括这座房子。我知道她会打理得很周到的。

最后，烦请发现我的尸体的人将这封遗书转交给余岚，谢谢。

周锐亲笔

2015年9月14号20:00

萧郁将稿子拿在手上，在众人面前公开讲话，她有点紧张，念了几句后，她才发现她的书面报告以口语的方式念出，像是小学生在朗读课文一样幼稚。

她虽然没有看到在场同事们的表情，但她知道，报告上的长句子肯定令听者觉得很不友好。于是，在生硬地念完第一个小段落后，她决定从头来过，将自己的报告总结以口述方式讲出：

“刚才各位对案情进行了多重可能分析，接下来，我希望我对这封遗书的看法，能够将这些案件的线索打通。说结论，我认为这封自杀遗书是伪造的。当然，对于笔迹鉴定是死者本人这个结论，我目前没有想到合理解释。我试图从这封自杀遗书的文本开始分析，原因有三个：第一，自杀遗书的背景语境通常而言，都不是非常明确的，自杀者很少用太过明确的意思讲出他的自杀原因，而在死者周锐的自杀遗书中，我们看到了什么呢？我们看到的是，他很清晰地讲出他的死因是抑郁症；

“第二，是这封自杀遗书预设的收信人问题，通常而言，自杀遗书只针对一个收信人，自杀者不会去假定是谁会在第一时间看这封信，它根本没有时间和心情去考虑在它死后的问题，而这封遗书，我们能看到，它似乎在假定第一个收信人一定不会是余岚，在信件的末尾，他还再次强调提醒让看到信的第三方将信件转交给余岚；

“第三，这封自杀遗书的篇幅过长，通常，鼓起勇气自杀的人在告别时，不会这么事无巨细，这么有条理的书写过长的篇幅，这简直像在做职业履历报告一样，这里面与自杀不相关的多余材料很多，而且遗书中所说，除了抑郁症，大部分材料我都能在网络上查到相关的资料。

“总结下来，过于详细的自杀背景原因叙述、不明确的收信人、过于详细的遗书内容，以上这三个点，我认为，这封自杀遗书不是出自作者的本意。或许他当时受到了某种胁迫，才写下的这封遗书。”

萧郁几乎是将报告中的内容，一气呵成。说完后，会议室一时间很安静，片刻后曾勇站起来，夸奖她的准备工作做得不错。

这之后，大家开始针对她的分析展开讨论。同事双成觉得，萧郁的话有一定的道理，但自杀遗书针对不同个人，也完全有可能呈现出不同的特质，比如，周锐生前不仅仅是个出版人，他还是个书评专栏作者，也就是说是个文字工作者，这一身份是否会对他这封遗书的内容有一定的影响，是需要考虑的变量。

在场的刑侦大队的另一个同事则直言萧郁的看法价值不大，他觉得萧郁的这一套建立在理论基础上的分析，经不起实践的推敲，“有的人死前完全有可能做一番精心的料理和准备，没什么稀奇的，该交代的后事都交代清楚了，然后踏踏实实去死。”他带着漫不经心的口气说，仿佛刚才萧郁的一番话就是个仅供娱乐的儿戏。

“可是显然，死者不是踏踏实实死去的，他在死前备受折磨，而这正跟这封伪造的自杀遗书——不，确切说，是疑似伪造的自杀遗书构成了一种鲜明对比，为什么凶手在那么残忍地杀害他之后，还故意留下死者亲笔书写的遗书。他这么做的目的是什么呢？”曾勇以反问的方式为萧郁的结论做了背书，证明她对自杀遗书的分析是完全能站住脚的，接下来，曾勇又要求萧郁根据遗书中的内容配合专案组，作进一步的分析。

不用曾勇提醒，她也明白自己到底需要干些什么。接下来，她的工作量还有很大，她要去研究死者和余岚之间的关系，研究能查到的所有相关死者和嫌疑人文本，这其中当然也包括余岚从出道以来所写的数本长篇小说。会议结束，萧郁心里松了一口气，虽然她的初步分析报告并未能获得所有同事的认可，但毕竟这是一个良好的开端。这种认可，给了她继续扑在这些文本上的钻研的信心。

她瞥了眼手机，才发现刚才会议室开会的时候，有好几通林康的未接来电，还有一条消息，问萧郁什么时候回家，孩子不想睡，在等她。自她来转行当警察，林康和她交流起来，总是不冷不热，每次说话都借由孩子的事来搭话，仿佛自己跟她无话可说似的。

她觉得林康通过对她的讽刺来达到一种快感，同时还占领了道德上的制高点：看吧，是我，一个还在创业的人，一直照看孩子，一早起来给他做早饭，送他上学接他放学，晚上还要放下手头的工作，坐在床头给儿子讲那些已经讲了几百遍的幼稚童话故事。

从语言研究所辞职转行警察这两年，这还是她所学专业“司法语言学”第一次被应用在一桩凶杀案上。自杀遗书与谋杀现场，这种鲜明的悖谬立刻就吸引了她。这是属于她的案子。尽管她并不知道在这起案子中，她的司法语言学能为破案带来多大的帮助。但她一定要抓住这次机遇，或许未来的一年、甚至几年都不会再遇上这样的案子。

况且这两年，林康一直觉得她大龄转行做刑警，是想一出是一出，还说她在警局的这两年，根本没用上自己的专业技能。

站在外人的角度看，萧郁的确是有些“自讨苦吃”的感觉，和语言研究所的差事、福利待遇相比，刑警的活确实又苦又累，难免令人生出一种“何必呢”的同情。可她知道，这就是她想要的生活。她已经厌烦了酱缸式的学术圈文化。

开车回家的路上，她想到家后孩子也许不会睡着。说不定还能给他讲一个睡前小故事。曾勇的电话打过来，她接起电话。

曾勇直入正题：“刚才技术科的人搜查资料，发现十一年前在清远的时候，她有过一任丈夫。”

“后来呢，离婚了？”萧郁问。

“没有离婚。”

“那她现在是怎么结的婚？”

“人失踪了，没两年，法院判了婚姻关系自动解除。你知道巧合的是什么吗？他失踪后没几天，余岚就从清远来这了。好了，不耽误你下班陪孩子了，跟你说这个，是给你提个醒，余岚这个女人，不简单呐。”

电话挂断时，车子驶过一家24小时营业的文艺书店。她没有马上回家，找了个路边的地方停车，走去书店，那里应该会有余岚的小说，包括那本最新的《戏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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