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龙元年初,太初宫上的圣人攥着一封奏书,纸张发出细微的摩擦声。他眉头紧锁,无神地盯着殿门外一片光亮。
殿内群臣鸦雀无声,一些体态魁梧平日粗声出气的武将更是屏住呼吸,不耐烦且不安定地轻摆着身体,宦官和宫女全身上下只有眼球在慌张地环视四周。
圣人长吁一口气,从才坐稳数月的龙榻上,略微直起身,把奏书扔在一旁,手重重地拍在奏书上,群臣中传来脚步后退的窸窣声。
“文武群臣之中,此时仍有武周前嗣圣年,朕那时在位,就立于朝堂之人。复位以来,唯尔等所奏此一事,迟迟却不可定下,整日在这明堂争执不断。如今五月将近,朕问问诸位卿家,如今之事,到底几时才有结果!?”圣人已过天命之年,声音一如被长年软禁时的虚弱,却字字咬于齿上。
奏书中所述一事,乃自“神龙兵变”后,五王助圣人登基,纷纷进言:愿以武周之终为大唐之始,将都城回迁长安。
彼时张柬之、敬晖、桓彦范、袁恕己、崔玄暐五人,对东都形势大有顾虑,前有京城长安玄武门之变,后有神都武周代唐,数宗夺权惨案皆生于内部。
而五人所想到的应对办法,则是还都,原因有三。
其一为大唐由高祖始建于长安,而后因高宗朝,武后心有以周代唐之意,才设洛阳为陪都,后称帝迁都,定“神都”一名。论及大唐根基,依旧归属于长安。
其二则是东都内,各方势力龙盘虎踞,尤其武氏遗族仍在城中、朝中尚有举足轻重之地位——凡事在东都,若离了武氏的支持,都难以施展拳脚。如若还都,此状定能纾缓,之后再择机慢慢将武氏手中权力释下,亦不会如在东都一般,受到极大阻力。
其三——圣人之圣意,当今圣人诞于长安,继位不足两月便被废为庐陵王,辗转于均州、房州各地,过着颠沛流离的幽禁生活,如今复位,返回生身之所无可厚非,助圣人复位时,敬晖、袁恕己旁敲侧击地询问过,以圣人之意,东都、长安都有何处讨圣人欢喜。
圣人彼时只回一句,所言之意甚为明了,“东都洛阳,听为落阳——日升为阳,为阳却曰落。岂不祥之状,难与‘长时于安’之长安同日而语。”
当时在场的只有即将成为皇后的韦氏,她虽未言语,也未见何神情,但眼中轻蔑。
此后,还都长安一事几乎日日在明堂之中提及,诸臣对还都与否、何时还都等疑问争执不下。
在纷争中,五王才知那一日韦后眼中为何意——此时她饶有兴致地坐在龙榻右侧,虽煞有介事地拉了一块半透纱帘,可在诸多朝臣看来,那纱帘似比圣人还要惹目几分。
圣人本意自然是尽早返回长安,可身旁的韦后并未全然同意。
在辗转于各地,漫长的流徙之中,那时唯有韦后相伴圣人左右,因此在复位的第一时间,圣人毫不犹豫地将她立为皇后。
明面上,许了一个正位予韦后;谁曾想,暗里,韦后却希望同武后那般,在朝堂之上摄政,而对韦后多有依赖的圣人,亦有意与她共治大唐。
眼下只拿还都长安一事而言,圣意已决,但最终定论的人,却是韦后。
以武后一生为例,先是随高宗听政,后二圣临朝,再后,就是取而代之了;而韦后此时之举,又有何不同,朝内当堂听政议政;朝外伙同武氏,暗结一众朝臣,虽未有谋逆之实,可司马昭之心尽显无疑。
而要紧的事何止这般,圣人的默许才是五王一方百思不得其解之处。
由此,两方在明堂之中争的又如何仅仅是还都长安与否,而是在抢夺位置——还唐之后,哪些人将真正站上大唐的顶点。
圣人怒问一句“究竟几时有结果”,看似是对纠缠已久的同一问题表达不满,实则正在坐山观虎斗,曾今的母亲武后以他庸于“无为而治”,废黜他;如今众臣有知他意者,却无法将他意化为现实;悖他意者,因是自己亲属、贴己之人,又不可随意处置、屠戮。
因此,一切又归于彼时之“无为而治”,凡事相争,终有结果,何必自己以国君身份,置身于某一派,费那功夫。
诸臣立于朝堂,相互争执,都城归属迟迟悬而未决,分歧有三:其一在于,东都、长安各自皆有利弊;其二在于新朝当立,百废待举,举城迁徙,其中花费人力物力及时日,皆不可估量;其三即所谓“民意”,城中臣民或有愿随圣驾,离东都往长安的,为显皇恩天赐,携他们同往也是理所当然,可如何界定这些人的身份,之后如何安置,则又成了一个难题。
圣人假意怒问后,百官再无人言语,圣人正欲再次开口,身旁紫色纱帘内传来一声轻咳之后,帘内吟诵起一首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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